作者：羽戈 

　　从5月7日胡斌在杭州文二西路飙车以“70码”的荒诞速度撞死谭卓，到7月15日此案在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开庭审理，两个多月以来，人们除了抨击犯罪过程的恶劣，犯罪嫌疑人对待罪行的傲慢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有关部门罔顾案情真相与物理定律之外，所激烈争论的另一大问题，就是胡斌到底应该被判处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尽管杭州市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批捕并公诉胡斌，但依司法解释，法院还是有权力在审判之时对指控罪名进行变更。

　　但据参加了庭审的谭卓之父谭跃所言，庭上并未出现“交通肇事”、“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之争，让他“有些失望”。想必失望的人不止谭跃一人。我一直想听听，检方为什么摒弃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选择以涉嫌交通肇事罪起诉胡斌，那句“根据已有证据”来确定罪名(即只能确定胡斌涉嫌交通肇事)实在有些苍白无力。对勘《刑法》第115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四大犯罪要件，在胡斌飙车案里并不难寻见。包括最难判定的犯罪故意——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属于故意犯罪——胡斌撞死谭卓貌似过失，但他对于在闹市飙车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完全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所以仍当以故意犯罪论处。

　　检方如此取舍，或有深意存焉？再来对照庭审。据报道，检方的起诉书增加了胡斌“与同伴严重超速行驶，时有互相追赶”等细节，这是不是要动用可以加重交通肇事罪之量刑的“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呢？谭跃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魏勇强律师说，他们最终认同了检方的起诉罪名，即认为此案有三处“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胡斌属严重超速，“接近100%”；胡斌是在和人飙车；胡斌是为取乐而飙车。

　　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取交通肇事罪的加重量刑，检方这么盘算，倒有些接近邓玉娇案的判决思路。巴东县法院一审宣判邓玉娇构成故意伤害罪，但为防卫过当，且她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加上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同时顾全了死者邓贵大及相关人等的颜面，堪称一个颇具司法智慧的判决。可是，如果能够判定邓贵大等三人欲强奸邓玉娇，从而诉诸《刑法》第20条设定的无限防卫权呢，邓玉娇同样可以恢复自由身，而且是以“不负刑事责任”而回归自由。这样比较，该判决的委曲求全，离法治的距离就远了。

　　从案情上讲，胡斌飙车案与邓玉娇案并无太大的可比性。可检方这般舍近求远，左支右绌，用心良苦，若法院照葫芦画瓢而判决，那么整个审判就完全遵循了邓玉娇案的运行逻辑：本为此罪，却扭曲为能够顾及各方关系的彼罪。窃以为，这并不是一个值得乐观的司法信号。

　　罪名之争与量刑息息相关。我相信大多数主张判处胡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论者，未必与这位富豪公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是立论，一是为维护法律的公义，二是防患胡斌式的凶手再度危害社会：假如胡斌最终被处以较轻的刑罚，无疑刺激了第二个胡斌在闹市飙车的雄心——即便撞死人，不过三五年甚至更少的刑期——谁能保证，你不是下一个谭卓？

　　交通肇事罪的量刑，一般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即使有“特别恶劣情节”，充其量三到七年而已。就是说，法官如果依照检方起诉的罪名作出判决，胡斌至多获刑七年。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至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比一下，就知道检方对罪名的权衡是多么意味深长。

　　庭上，胡斌的辩护律师称，胡斌有自首情节，并且认罪态度好，积极进行赔偿，以及在中学期间得过篮球、足球比赛的奖励等，因此建议对他从轻处罚——倒不必苛责这位律师，他的职业伦理决定了他必须这样辩护。首先，关于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自首情节的问题，在法学界一直备受争议。“认罪态度好”一条，遭到了检方的反驳。至于“积极进行赔偿”，胡斌本来就该赔偿，态度消极才有问题呢；113万元的巨额民事赔偿并不足以构成法院从轻处罚所考虑的要素。而拿中学体育比赛的奖励来说事，简直是这个炎热的夏天最黑的冷幽默，由此可见胡斌的成长史上并无什么可供一提的光辉事迹——如果法官采纳了这一条，以后那些体育明星便可跑到任何地方肆意飙车——反正已经有了减轻处罚的筹码。

　　胡斌飙车案发生至今，所折射出来的阴暗一面远远遮蔽了光明一面，譬如“70码”这种极具特色的沉重而悲怆的谎言。打个比方，此案仿佛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灾难和病毒已经弥散开来，盒子底层的名曰“希望”的事物却未被放出来。也许，唯有一个伟大的判决才能让希望破壁而出。

　　判决尚未出炉，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