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近段时间，武汉有几件事在国内媒体上大受关注。按时间先后排列，这几件事是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客管处“内鬼”事件和新洲官员醉死事件。还有一件事是黄陂区运管处一名科长砸了另一名科长的办公室，不知是否会成为众多媒体捕捉的目标。

　　接连出现这么多的事，不断给舆论界提供评论的题材，可能不免令人尴尬，但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事情，怎样对待媒体的关注，还是需要坦然一些。坦然，当然不是无动于衷，不是出了事当没事一样，而是说要如实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对舆论界的监督不躲闪、不回避，根本而言，通过处理事件给市民一个交待、一些信心。

　　丑不可掩。丑闻就是丑闻，不必讳言。市长阮成发直斥经适房六连号事件、客管处“内鬼”事件为“政府丑闻”。大家都已经看到，阮成发的态度获得了舆论的好评，被认为是首次用“丑闻”来定性失守道义基线的政府行为，迈出了重获公众信任的第一步。

　　不讳言政府丑闻，确实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步骤在于严肃地处理每一个事件，并且在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建设上有所行动。众所周知，重获公众信任，建设法治政府，其实并非武汉一个城市面临的课题。现在，哪个地方出现政府丑闻，都很难被公众舆论放过。公众舆论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并非与某个地方过不去，而是缘事而论，表达社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特别关切。

　　应该说，随着公民权利的觉醒，人们对政府行为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反映在对某一事件的处理上，就是实际的处理结果，往往未能达到公众信服的水平。例如在一些丑闻中，惯以“聘用人员”和“临时工”承担主责，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员缺乏足够自省，也缺乏承担责任的道德勇气，明显与公众对公务人员尤其是官员的要求相距甚远，如果最终的处理上不能看到政府严格管束公务人员的决心，就难免使公众产生失望感、挫折感、被糊弄感。久而久之，政府整体形象的损失将是巨大的。

　　丑闻这个概念，建立在荣耻分辨的基础之上。认识行为的美丑，靠的是荣誉感和羞耻心。羞耻之心，孟子认为“人皆有之”，但何所表现，现在真成了一个问题。很少看到有官员能够在丑闻发生后公开而诚恳地自省，经常能看到丑闻发生后官员不以为意，“听候组织处理”。这就是未表现出羞耻之心。对官员的管束不够严格，社会就会对制度提出严格化的要求；官员普遍不表示羞耻之心，社会就会降低对官员队伍的道德评价。一个制度约束不够的政府，很难规范官员的行为；而一个道德得分不够的官员队伍，则根本上无以获得公众对其治理的内心认可和配合。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思考。一个地方出现了丑闻，最好的莫过于公开调查和处理。丑闻发生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有更多的事实与意见得到反应，这是基于一个公理性的判断：事件在它所发生的当地，涉及到公众更切身的利益，从而拥有更大的关注度。然而，现在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很容易在它的发生地难以得到充分的舆论反应，人们需要通过远方的媒体来获得信息。这样的情形，既有忽视公众知情权、表达权的嫌疑，又有失去本地媒体主动性的忧虑，还会降低人们对权力行为正当性的评价。而且就管理者自身的目的来说，这也相当于放弃了舆论。

　　网络时代，人手一个麦克风，传播进入了无所不至之境，公民作为权利个体已经登场，舆论已经难分国界，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其传播力、影响力等等根基于开放的竞争环境，治理的老办法已经过时了，治理行为怎样顺应变化，是不能不面对的课题。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主任、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