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应海

　　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用”。而由于原单位拒开证明，他多次上访才得以进入郑州职防所进行诊断。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该所认为他并未患“尘肺”，他最终无奈地选择了“开胸验肺”。(7月17日《大河报》)

　　一个人如果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绝不会采取“开胸验肺”这种极端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病情，以获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的。那么，是谁逼张海超走出“开胸验肺”这步“滴血”的“绝棋”呢？

　　剖析一下张海超这段“证病”经历，不难发现，现在至少有三个问题亟需解决。

　　一是职业病诊断需要用人单位出具证明，这显然是在让用人单位“自证其罪”，用人单位会自己揭自己的短吗？因此，它实际上给职业病患者维权人为设立了“障碍”。

　　二是如果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与用人单位合穿一条裤子咋办？虽然《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上级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但这些单位之间往往是上下级关系，尤如老子、儿子和孙子，相互偏袒极为正常。倘若不设立其他的诊断渠道和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度的话，谁敢保证“一手遮天”钱权交易不会上演？

　　三是如果职业病人的诊断时间被无限期延长，职业病人的救治怎么办？按照现行的规定，职业病的诊断非常复杂，有时候时间极其漫长，不少人还没等到鉴定结果出来，人就没救了。如果不尽最大可能缩短职业病诊断时间，保证这期间病人治病所需，那“开胸验肺”的事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上演。

　　张海超用“开胸验肺”这种极端方式为我们揭开了职业病诊断过程中的这三大“硬伤”，那么如何治疗这些“硬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