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广州的小北路、义乌的鸡鸣山，以及北京的望京，这些地方要是在1000年前或许会被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就是大唐子民称作“蕃坊”，因为其中居住着大量挈妇将雏的外籍商贾和职员，其中有些还买房置地，将家业安置了下来。

　　这些“蕃坊”居民的生活大抵算得上低调。除了每年广交会和义乌小交会期间，很少有新闻媒体会将视线集中到这些连当地人都不怎么愿意一探究竟的地方。他们的故事最近一次被摆在聚光灯下，是7月中旬广州越秀区唐旗服装城的非洲裔客商到派出所门前聚集的事件。

　　这起因为外籍人士非法兑换外币而引发的事件早已平息，除去已经超过合法居留时限的两个非洲人正在等待裁决以外，广州数以万计的非洲商贾将继续在这座中国最早建立“蕃坊”的地方，追寻自己的中国梦。

　　当然，如今已经不再有人会用“蕃”和“胡”这等“政治上不正确”的称谓来称呼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人，“蕃坊”这个旧称也不大有人记得了。义乌的鸡鸣山就被称为“联合国社区”，亦算得上是一种美誉，只是写实的味道过了一些，却稍嫌少了一点通幽思古的诗意，让人很难联想起10多个世纪前阿拉伯商人穿行于大唐国都长安一百单八坊、波斯美女当垆卖酒的热闹与喧嚣。

　　不知道“唐旗服装城”中的唐字是否就来自中国古代那个最令人心驰神往的王朝，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操白话的第一代海外华侨口中，“唐山”就是中国，而时至今日，人们还是（错误地）将对襟短衫称作“唐装”。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几乎都有一个大唐盛世的梦想，这个梦想用一个地名便可以概括——长安。和后世的历代都城比起来，长安的卓尔不群不只因为飞檐斗拱气宇轩昂的大明宫，更因为“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的喧嚣、热闹，而这种热闹背后则蕴含着一个因自信而强大、因强大而宽厚的民族的包容精神。

　　这种包容不仅仅体现在大唐朝廷的法度当中，用法律来约束兼保护外域商贾，并不只有李唐王朝做得到，被李家子弟夺了江山的大隋朝甚至给定居在洛阳的外国人免费提供酒食。当然，那就过了头了，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假大方”。另一个极端则是后世朱明的“寸舨不许下海”。

　　而李唐和数百年后的赵宋则刚好做到了开放和有序的兼容，一方面是碧眼黄须的“蕃坊长”需“巾袍履笏如华人”，以体现大唐法度，另一方面则是“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给予他们充分的经商致富自由。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长安人以及广州人并没有对这些生活在比邻的“蕃胡”们报以异样的目光，而是“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渡春风。落花踏尽何处游，笑入胡姬酒肆中”，唐宋少年的豁达与宽容，着实应该让我们当中的一些对肤色语言过于敏感的今人暗生惭愧。

　　说到底，我们的城市要想实现自己的长安梦，就要以开放为经度，以法律为纬度，让这些“蕃客”们能在有序有度的坐标上去追寻他们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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