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社论

　　河南省卫生厅日前通报批评郑大一附院，并对其立案调查，给出的理由是：该院在不具备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诊断职业病例，违反《职业病防治法》。正是这家医院，于今年6月9日应张海超要求开胸验肺，确诊他是“尘肺合并感染”。而此前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出具的诊断书，否认张患有尘肺病。继张海超事件后，河南省卫生厅对郑大一附院的惩罚再度引发愤怒的谴责。

　　郑大一附院遭到主管部门的立案调查，可看作是张海超事件的延续。在这起轰动一时的维权事件中，28岁的张海超被迫开胸验肺，郑大一附院的结论已被证明是准确无误。而因为渎职，郑州职业病防治系统的多人被革职，特别讽刺的是，这些人多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病诊断资格。张海超们的权益恰恰被够“格”的人搁置，如今竟以不够资格为名对郑大一附院开出罚单，着实令荒谬的现实更荒诞。

　　问题在于，查办医院确有法律依据，它们写在《职业病防治法》的第72条。这让惩治郑大一附院的决定更像是一种合法报复。它的坏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医院对职业病人进行合乎医学道德的诊断或被压制，张海超们将被继续控制在显失判断力的职业病防治系统，而该系统之外的纠错机制将被消解，《职业病防治法》的外部监督力量将被破坏，总之让职业病防治的法治环境异化。

　　张海超事件之后，修订职业病防治法规的呼声很高，这是从根本上消除类似悲剧的关键。然而主管部门认为只是个案，并不准备反省现行法规的弊端。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做法确实很极端，但它作为个体抗争的激烈方式，其实带有普遍的教训意义。当职业病患只能被限定在垄断性质的诊断体系，一旦这个体系出了错误，再加上缺乏其他救济渠道，病人的身体和健康权只能被眼睁睁地耗尽。

　　张海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职业病防治法规理应成为他们可以援引的最重要凭据。郑大一附院的介入，绝不是对专门法的忤逆，实为最有效的补充、印证和督察。卫生管理机构应该对类似的力量加以尊重和支持。现在以法治的名义打击郑大一附院，显示了要将《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权力部门化，其后果是将公法变成“私法”，用实际行动走向了法治的反面。

　　细读《职业病防治法》可以发现，法律在赋予职业病防治系统以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职业病鉴定、监察企业职业病生成环境、改善工人工作境遇、维护工人权益的责任。但由于法规的排他性，令职业病防治体系自成一统。张海超事件证实，执法部门有选择地执法乃至枉法裁决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职业病防治法只对防治部门有价值，调查郑大一附院也就在意料之中。

　　河南省卫生厅罔顾郑大一附院提供的宝贵借鉴，僵硬地执行《职业病防治法》，偏狭地将职业病防治建立在专有资格之上，这与职业病防治法例的精神背道而驰。由此暴露的反法治倾向必须要警惕。张海超事件已经说明，就职业病诊断的公正性而言，最核心的是人性。

　　郑大一附院为张海超维权实现转折性突破作出了积极努力，正确的做法不是用法律去束缚它，或将其驯化成系统的一分子，而是以真正的法治精神尊重它作为外部监督的存在，承认这种监督来源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职业病也是病，绝对不该被一部法规所垄断。假如法律只被用来巩固对职业病领域的专属地位，病人的痛苦和无奈就会被利益所遮蔽，法治也将变味。而这些并不是无谓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