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祚来

　　以下三则新闻报道，都令我们极为震撼。

　　其一是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撰文谈中国教育。他说，在进入新年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南海连续召开五次座谈会，主题都是围绕一个内容——教育。他表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拉大，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差异，造成了教育的众多不公平；此外，就近入学、高考录取制度、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政府规定执行不力等为题也困扰着教育的发展。

　　第二条新闻是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达五万亿之巨，地方政府的负债必将拖累中国经济，地方政府负债并不是为教育负债，而是大兴土木，或造豪华的办公楼，或举债圈地造科技园或其它概念的基地。

　　第三条新闻是俄罗斯总理梅得韦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俄罗斯运动员在温哥华的冬奥运动会上表现提出批评，他批评的不是运动员，而是体育官员，他认为体育管理者自利，经费没有用在一线运动员身上，而是用在这些“肥猫”官员自己身上了，这些官员必须引咎辞职。俄罗斯曾是冰上运动强国，现在变弱了，让总统生气了，就得有人来担责，这就是问责。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

　　对于义务教育，中国不缺法律，我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不应受财产状况的限制。中国主流社会也认同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讲的，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教育公平了，社会才能公平。国家领导人对教育的关心关注也一以贯之，从政治伦理角度看，国家政府从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不“重视”教育的时候。

　　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问责上，中国没有像俄罗斯总统那样，发现问题，即刻问责！

　　教育问题因此不是教育问题，而是问责体制的问题。还有就是民间社会没有任何力量制约教育不公，只有看着教育不公如此肆虐，让权贵者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让中产阶级倾其所有，让底层社会因高昂的教育支出而负债或失学。

　　任玉岭先生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在湖南某市调查时发现，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如果要问责的话，我想挪用教育经费的决策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决策者在通过违反教育法来满足其它权力部门的要求。

　　而任玉岭先生在河南调查时发现，一个县城内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如厕。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教师办公场所还在国家禁用的石棉瓦小房子里。像这样的县城，县政府大楼造得怎样？政府三公消费支出又是怎样的数据？要问责的应该是当地党政一把手。

　　任先生还关注到自己的邻居，他的家离中关村某小学不足50米，由于这所小学是优质学校，入校的名额被权贵关系占满，邻居的孩子只好去离家约1.5公里，要过4个路口的小学就读。北京是首善之区，就在教育部的鼻子底下，尚且如此利字摆中间，不顾教育公平，其它的地方可以想见是怎样的情形了，那么，北京市是不是应该问责相关的学校领导或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责任呢？

　　至于说到河南人口近一个亿，升入北大清华的只占全国招生指标的千分之零点六，这样的不公平则是教育部的责任了，而中西部教育的巨大差距，可能得由国务院来平衡与协调，并应该有一个时间表，使贫困地区的师生们不至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还住不上遮风避雨的房子、衣不蔽地、食不饱腹的生活，这就不仅仅是尊严问题，而是最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与政治伦理严重缺失的问题。它甚至会使一个国家与民族蒙羞。

　　1月3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谈起教育时说“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教育公平，二是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公平是一种理念，教育体制改革也需要一步步推进，现在发生的问题许多明显是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公然违法与违规造成的，需要的是像俄罗斯总统梅德韦耶夫那样严厉问责的力度与魄力。

　　现在各级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教育方面的考察多是由教育部门安排进行所谓的考察与调研，这样就发现不了问题，发现了问题也是一团和气地谅解与建议改进，没有任何问责的权力与方式，而这正是滋生教育腐败与造成教育不公的根本原因之一。没有严厉的问责，就不可能有负责任的各级政府。我们更期待总理能够在教育问责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