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德清

　　调整收入分配问题成为今年两会最重要的议题。今年以来，“调整收入分配”前所未有的密集出现在官方表述之中。调整收入分配被看做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收入分配失衡的实质是社会权利的失衡，“调整收入分配”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致力维护社会公正的规则，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让人人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主要是靠出口拉动和政府投资来带动增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不高。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并在世界上打造出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其基础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以及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则需要强大的财力为支撑，那么，这势必要挤占一定份额的居民收入。逻辑很清楚，出口拉动和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内需之间是矛盾的。虽然，这些年来国民财富的蛋糕一直在不断做大，但是，结构性问题没有改变，在当下问题就仍然突出。要刺激内需，要让国民更有钱消费，除了把蛋糕做大，更需要减弱对出口的依赖，并适当抑制政府投资冲动。金融危机暴露了中国既往发展模式的问题，也表明过去那种靠政府投资主导、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

　　从表面来看，造成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方式。然而，从根本来说，收入分配失衡实质上是社会权利失衡的结果。权利失衡既体现为社会成员之间权利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利与公民权利的颠倒错位。

　　谁都不能否认，在现实中，有些人实际上享有更多权利，这种权利的多寡直接和每个人生活的贫富相关。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使中国社会分裂为农民和市民两个群体。农民在享受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道路交通等公共服务产品方面，与城市居民相距甚远。在选举权上，长期以来，城乡之间也是同票不同权。而另一种权利的不平等则是来自于靠近权力而形成的特权。在中国开启市场化改革之后，这种特权就变现为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不但造就了权贵资本，而且也形成了垄断国企和公务员群体这样两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

　　对社会成员之间权利差异的起源，进行考古论证，皆可以追根溯源到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的关系。

　　既往的执政理念想当然地认为，国家利益优先于公民利益，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公民利益是可以牺牲的。尽管，其理论路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只要权力没有有效的制约，那么这个理想的利益循环路径并不能有效完成。现实的情况是，国家通过重税、拆迁、放弃基本的社会保障等手段取之于民太多，而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用之于民太少。中间很大一部分，或者被庞大的行政机器消耗掉，或者转移到某些特权群体身上。如果允许政府侵犯公民利益，那么，也就无法做到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

　　所以，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政府在分配国民财富蛋糕的时侯，是否继续扮演支配性的角色是应当存疑的。

　　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致力维护社会公正的规则，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法治建设约束权力，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让人人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从最基本的道理来说，只要能够实现社会公正，社会财富自然就会合理地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这个过程实质上并不要那么多人来为大家切蛋糕。政府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作用，或许只限于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进行公共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