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决策第18期：我国城镇化建设问题与对策
蓟门决策论坛第18期：从大都市到小城镇？--我国城镇化建设问题与对策
(论坛学者看法不代表新浪观点)
主持人：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主讲嘉宾：宣晓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点评嘉宾：
易鹏(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叶一剑(《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主编)
时间：2013年1月23日(星期三)下午14: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贵宾室
何兵：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蓟门决策第45期的现场，今天的题目是“从大都市到小城镇？——我国城镇化建设问题与对策”，我们已经建成了大城市，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如果再搞小城市建设，以后大城市是否又出现空洞化的问题？今天请教各位专家。
首先我介绍一下到场嘉宾，主场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宣晓伟，大家欢迎！宣晓伟于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2008—2009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能源技术创新组的研究员。2010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现在是正研究员。
点评嘉宾有：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先生，大家欢迎！虽然我们对国家发改委不怎么满意，但他们研究中心还是不错的。他是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经营报》、新华社《国家财经周刊》等多家媒体的特邀撰稿人。CCTV、中国之声等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易鹏谈区域经济系列》、《低碳真相》等书。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先生，大家欢迎！曾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宏观研究处处长、调研处处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能源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迄今已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并在《人民日报》、《科学时报》等重要媒体发表评论200多篇。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委托的课题多项。主要社会职务有：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等。
《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主编叶一剑先生，大家欢迎！城市专栏作者，独立书评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面对面》特约评论。为多家杂志撰写专栏。此前曾为《中国经营报》要闻部时政记者，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主笔。致力于通过对区域经济、城市、建筑、商业与公共价值等领域的持续深入研究，完成对国家变革的记录和思考。著有《乡愁里的中国》等。
《南方都市报》资深记者李响，以及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于杰。现在有请主讲嘉宾做他的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宣晓伟：我主要讲讲自己对城镇化的粗浅认识，大都市、小城镇会涉及一些。现在都说怎么进一步推进城市化，也有很多人说不应该走过去传统的模式，包括我们讨论到大都市还是城镇，因为这涉及到城市规模的结构问题，不应该像以前一样，应该走城镇化的新路，建一个健康城市化或者有质量的城市化。我主要围绕这个命题，即怎样从城镇化的老路转到城镇化的新路的视角出发讨论我自己的一点认识跟大家进行交流。我大概讲三部分：
第一，现在城镇化讨论得很热，这件事上至高层，下至普通百姓，事关切身利益和很多重大事项，所以我大致回顾一下对现在城镇化讨论的一些基本看法，由此引出很多人为什么要从城镇化的老路转向城镇化的新路。第二，一条道路的形成或者一个模式的形成深嵌在一个制度安排中或者深嵌在一个利益格局中，有一个自我循环的链条，要很简单的把一个老路变成新路，打破原来的走向很难。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你原来那套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格局，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牵涉到观念是什么样，因为制度安排有观念支撑，这些具体的制度又是怎样的，这些制度背后的利益格局是怎样运转的，所以第二部分讲一下已有的或者现在看到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其观念、制度和利益安排是怎样的。第三，如果我们想打破原有格局或者改变原有格局，应该在这几方面怎么分别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第一，现在讨论城市化很大一块内容是讨论城镇化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这是目前讨论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目前来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重复建设问题很严重，以投资拉动经济传统模式很难持续等受到很多人质疑，另外出口需求不是很好，一时半会很难有非常大的起色。那什么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持续的动力？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就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映入人们眼帘的一个事情。之所以从这方面讲，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化在不同层面上对这个事情有影响，一个是需求层面，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城镇化的地，带来多少基础设施的增加、住房的建设，还有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消费升级带来内需的增长，所以把城镇化视为中国未来最大的内需所在似乎是一个很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事情。围绕着这样一些看法，很多研究室对未来城镇化水平的测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另外城镇化对未来的基础设施、住房、居民消费怎样预测，对经济增长是怎样的影响，目前在城镇化方面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个进行的。
刚才说的是需求层面，把城镇化看成中国未来最大的内需。
还有一个是供给层面，城市本身有利于规模经济集聚，而且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城市本身的供给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越来越注重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拉动作用，而我们知道城市实际上是作为创新的一个集聚体，在创新中发挥核心作用。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讨论说“城市化怎么能够对创新有促进作用，怎么拉动城镇化、创新、经济增长的逻辑链条。”
最后是从生产率的角度，因为城镇化会带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人口从农村到城市里从事不同的产业和不同就业时，就会有明显的生产率提升，有多少农业人口流到城市，有多少潜力，怎么进一步发挥这些潜力我们可以看到。
林林总总，不管是从需求层面还是从供给层面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我们目前对城镇化讨论很大的一块内容。
与此同时还有一块内容，即对现有城镇化模式的一些弊端展开了分析，指出目前现有城市化模式需要得到改变。这样一种分析也分成几部分：
一是从所谓城乡二元城市化模式指出现有城市化模式的一种弊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在理想状况下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多人流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这两个在刘易斯二元模型里是互相平衡的，农业工资水平、农业生产率随着城市化过程。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城镇化过程是城镇化未有效带动农业和农村，也就是说农村和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得到的益处。农业生产率提高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从而带来粮食安全、农产品供应等一系列问题。另外，现有城市化模式靠过多的占用耕地，而且过多汲取了农村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资源，这样就可能使农村地区的建设相对后，个别地区反而凋敝，农业发展相对不足。从城乡二元结构来说，城镇化过程本来是一个农业发展自然推进的过程，实际情况是人为的，某种意义上把这两个事割开。当然现在也提所谓的“以工补农”，可总体来看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对当前城镇化模式弊端的一种分析。
二是现在城镇化推进过度依赖政府主导。在这样的模式下，政府热衷于扩大城市规模，如此造成对土地资源低效利用，以及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房价过高，房地产市场反过来膨胀后，继续对城镇化推进构成一种障碍，一方面对普通居民的住房障碍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对城市的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威胁。
如果靠政府主导推进城镇化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即政府行政级别变成各个地方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资源。也就是说行政等级高的，比如北京可以吸取各种各样的资源，如此形成城市体系的严重失衡。我们讨论到底是大都市还是小城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形成这种结局，靠什么东西构成这种东西。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大城市好还是小城市好，不过更要讨论的是靠什么东西形成这个结局，这个结局是我们讨论城镇化推进模式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模式不一定就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不过依靠行政级别必然是这样一种情况，但也不完全属于。比如南京，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但经济实力并不是江苏最强的，苏州比南京强。北方，特别是北京这样的行政级别可能会变成主导性因素。总之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可以看到在以政府主导推进城镇化模式过程中必须会造成城镇体系的一种扭曲，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是对现有城镇化模式的批判，认为核心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也就是说现在城镇化模式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让你来打工，不让你落户，是一种半拉子的城市化，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是一种无物的城市化或者地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在可以看到建成区的人均占地面积上，虽然号称为“人地矛盾突出的国家”，但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不能解决，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形成城市化中新的二元结构，即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严重对立。广东增城群体事件不是其它矛盾，而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严重冲突。还有留守儿童问题，几千万人到城里打工，几千万留守儿童在农村，这对未来社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城乡分割、城乡二元和人地分割的城市化模式最大的弊病是以一种大家看得见、人所共见、人所共知的方式，大规模、常时段造成不同社会群体的一种利益分化，而且固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紧张和断裂。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在城镇化过程中实际是不断加剧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这里我说的东西只是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观点)。无论是进城的农民还是没有进城农民之间、市民之间，市民和农民工之间，买了房子的和没买房子的，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和没有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每一寸土地的城市化推进都在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平或者积累新的社会矛盾。这样的城镇化过程最大问题在于它带来的不是社会的更多融合(城镇化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更多人、更多产地跑到城市里，使生活更美好)，而是社会的一种撕裂，非融合。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在原有那套方式下继续推进所谓的城市化，而不改变，那刚才讨论的内需和供给，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救命稻草，而不是灵丹妙药，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需要讨论，要对旧有的城镇化模式进行一种变化。刚才我也说到，原有的城镇化模式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下的产物，并不是喊两句口号或者诉求一些所谓道德价值的判断就可以改变了。一方面尽管对原有城市化模式指出了它的很多弊端或者有很大问题，但我们也看到近十年来对城镇化模式的创造发明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它做出了贡献，有它的可取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要找到城镇化的新路，只能对原来老路的一种调整。我只要对原来的老路说“不”，就可以走到新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现在这套城镇化模式是循环、完整的、不断强化的，某种意义上是牢不可破的利益链条。如果不深入分析利益链条里的利益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分配的，是怎么维持的，如果你要打破它，只是一种主观愿望。还有一种说法需要考虑，如果要打破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必须要有一套新的激励机制，我们需要一套更合理、更公平、更有效率的，而且也能自我持续的利益机制。
一会儿我会讲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如果不想让地方政府做土地财政的事情必须有相应的利益机制使他能够转到这方面，而不是说不让他干什么就行了。如果迈向新的城镇化模式，具体实际的操作、改革或者推进市一中非常理性、小心的一种计算，而非情感和道德的判断。为什么这么说？比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是把公共服务普及到进城的农民工，同时我们会看到膨胀的大城市人口。这里面有一个平衡问题，具体到教育，前两天讨论非常激烈的是高考移民问题，那设置什么样的条件？这并不是情感判断就可以的，而是要不停地平衡理性的利益计算才可以达到一个结果。我们说制度变化就像它不是一种只诉求感情和道德判断就可以马上完成的事情，更像是一种费力而且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制度的演进是这样一种感觉。
现在对已有模式讨论以及从老路转向新路面临的困难做了一点描述。
第二，如果我们要去改变就必须知道原来那套东西是怎么运作的。中国现有这套城镇化模式或者老路基本逻辑是怎样的。从三层面展开：一是观念层面；二是制度层面；三是利益层面。为什么这么讲？观念的层面，表面上我们做什么事是直接诉求于利益的计算，但根本，什么对你是有好处的利益？这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所以观念是从根本上影响人的行为模式或者一个制度安排。制度层面实际是把我们把社会上的观念固化成一个体现出来的结果，比如是一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安排，包括我们所说的法律制度或者其它。利益层面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背后都有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这种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是怎么互相产生、分配和维持决定了制度是否可持续的重要因素。观念为制度提供正当性、合理性论证，而利益和权力格局反过来会强化人们的不同观念，所以这三个互相支持，形成一个稳定的格局。
如果打破原有的一套格局，随着环境变化，人们的观念可能发生变化，利益格局也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制度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环境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受到原有利益格局的牵制。在这个格局安排下，那些既得利益(通常也是权力的支配主体)很难调整对自身有利的制度安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变迁并不是线性的或者渐进的，往往是突破性的、爆发性的。也就是说利益格局久久滞后于环境变化后，矛盾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生突变，某种意义上会打破原有格局。
从观念、制度、利益三个层面来看，原有的这套城镇化模式分别是怎样的？原有城镇化老路的核心观念是身份等级制的观念。什么意思？身份等级制是按照不同出生地，把每个人分成三六九等，用一套严格制度，主要是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把这些所谓的身份等级固化体现。
身份等级在目前中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城乡二元，二是区域差别。城乡二元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种身份观念不光是一种文化观念上对待城乡态度，人们认为农村就是落后或者低人一等，其实也包括了在相关制度安排下福利待遇上的巨大差异，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你一生下来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就暗含了你应该得的和不应该得的。当然我们可以这套所谓的城乡二元论，户籍制度和城乡之间的待遇与生俱来。传统社会里并没有所谓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是互相流动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生产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尤其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为了推进工业化不得不采取一种措施，要形成剪刀差和农业的积累。这方面有很多文章讨论过，比如新中国建立时城市里马上就碰到商品粮供应不足的问题。在我们看到传统王朝的后期，因为土地兼并加剧，大地主的形成反而有更多的粮食卖到城市里，所以王朝末年城市反而会畸形繁荣，这样会导致不可持续的状态。所谓城镇化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客观、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提高后，有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品可以供应更多的城市人，这是一个自然演进。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硬生生的推进，必须要通过户籍制度把这些人摁在农村，然后通过一套统购统销(农村)、定额分配(城市)制度使得在当时条件下推进工业化不得不采取的一套制度安排。但制度反过来也会强化人们的观念，尽管现在跟当时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有很大差异，但制度一旦建立后对人的观念会造成很深的烙印，对以后的制度演进形成很深的影响。从目前来看，现在涉及到相关问题，特别是土地拆迁等，难以有效维护农民的权利，某种意义上跟城乡二元身份等级观念有密切联系。
还有一个身份等级观念巨大差别来自于区域。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城市、地区之间更多是调配，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更大。但在改革开放后实现财政分权，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人们福利待遇水平跟当地的经济生活发展水平密切挂钩，也就是说你到底能享受什么跟地方有关系。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福利待遇有可能超过城市，因为不同区域公共服务水平非常依赖于当地经济发展，这是因为不停地财政分权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状况下，在原有城镇化模式里，身份等级观念由城乡二元和区域有别的东西将全体中国人分割成一个一个、一块一块，生下来似乎就应该是不同的群体。这是原有城镇化模式最根本的观念支撑，也是我们要走向城镇化新路最根本的障碍。
利益分配格局。原有城镇化模式利益分配格局用一句话说就是“以地谋发展”。同样一块地从农村到城市，地还是这块地，但价值上有很大差异，根本问题是在用途转换中产生了一种增值收益。一块地种粮食，一年最多产一千斤，然后卖出。如果在上面盖了一个工厂，一天24小时生产笔记本电脑，那土地的产出价值完全不一样。如果搞个CBD、金融行业，土地产出的价值更加不一样。地为什么有增值？因为在不同产业中回报率不一样，是一个长期回报率短期变现而已。利益的产生、利益的分配和利益的维持，那利益是怎么产生的？说白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用途转换后，不同产业回报率不一样。房地产也是，买了房子后，一辈子为这个房子打工，只是把自己未来20年、30年的东西变现，重新回报。地还是这块地，房子只是这个房子，从经济学意义上没有增加值的产生，但为什么这么值钱？主要是把你将来要产生的收益于现在变现，这是土地价值产生本身的核心问题。
在这套原有城镇化模式里，最核心的是地方政府一手从农村这边把地拿过来，又一手卖给开发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又把地拿来以比较低的价格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同时承担城市建设，还搞公共服务，这些同时存在。地方政府有一个土地出让的转换利益循环(图)，在土地出让成本里包括征地拆迁费用、失地农民的补助，前期土地开发，企业职工安置，土地出让业务费，这是土地成本。比如北京市政府卖了多少地只是总收入，要扣掉土地出让成本，有一个土地出让的净收益。净收益是干嘛的？在土地出让成本里最大的是拆迁费用，2008、2009、2010年三年里占整个征地出让成本的36%。也就是说最后拿到土地出让收益大概占到国有土地出让的45%左右，一半不到是净收益。净收益拿去干什么？有几项支出：一是教育支出，二是农田水利支出，还有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支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支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及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其中城市建设支出占整个政府收益的60%。也就是说整个土地出让总收入的26%左右。地方政府一方面从农民手里拿地过来，一方面又出去。这时候最大的成本是征地的成本，而最大的支出项目是城市建设的支出项目。从这个地方来看，可以看到利益格局的维持是不断循环和自我调换的链条，因为征地越多，越可能不断的用比较低的价格吸引招商引资，说给你一个低价，给你一块地；另一方面可以用自己在土地市场上的垄断和排他性地位，不断的拉高地方地价、房价，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我们有相关研究可以分析地方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理性，比我们的任何想象要理性得多。这是一套真正的投资组合：怎么样把地弄过来，这块地应该弄出去，那块地应该弄进来，不同地之间有很密切的用途，是非常理性的群体。
所以如果我们分析“以地谋发展”的利益链条下的不同利益主体，首先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这种模式的主导者和实施者，但实际我们可以看到这套行为不是他自己想要选择的行为，而是在现有财政格局安排下，地方竞争，要GDP至上，要政绩考核，要公共服务跟经济发展水平挂钩，必然慢慢会转到“以地谋发展”的城镇化推进方式，而且地方政府官员在这个模式下获得了很强的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的激励。
中央政府怎么看？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事权分担，把一部分支出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隐性而间接的享受了土地财政或者“以地谋发展”的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不停地像地方政府这样大肆扩张，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包括粮食安全、金融风险、社会稳定等各种系统性风险，所以中央政府一方面享受，另一方面又承担系统性风险，所以就要通过土地指标、信贷管控等方法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加以约束。这是中央政府。
开发商，本质上是一个变现者的功能，怎么变现？把最后的土地收益增值变现，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最后的代理者。但代理者作为代理工具的同时自身也变成一股很强大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在推动城市发展时也获取了超额利润回报。当然这个超额利润回报不是他，而是政府垄断土地导致的，并且是因为垄断土地的一部分被他给吸收了，所以他变得那么强有力。这是开发商。
其他企业一方面受到高涨地价和房价的压力，造成企业运行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那些原来囤积了很多土地的企业深受歧义，而且他们也不断的进行相应投资，导致相应的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迁移。
城市居民状况也类似，一方面深受高房价之苦，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群体尤其是拥有多套房子的，深享高房价之福，同时也是房地产市场投资的一个重要力量。
最后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农民，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被征到地的农民，他间接的、微弱的享受到了“以地谋发展”城镇化带来的“以乡带城”或者“以工补农”的好处；一种是已被征地的农民。已被征地的农民也分为两类，绝大多数都是得不偿失或者成为现在城镇化模式的牺牲品，很少一部分也就是说靠近繁华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农民，他们有可能在拆迁过程中不公平的获得土地垄断收益，变成实力阶层。另外一个是城市的外来人口，包括大量农民工。这帮人是真正被剥夺的人，他们为城市建设付出最多，得到最少，这成了另外一群牺牲者。
这样一套利益格局安排是由一系列的制度来支撑，最核心的是土地制度，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制度，土地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而且只有通过政府征收才可以把农村的集体土地转换为城市的国有土地。这是城镇“以地谋发展”城镇化模式的真正基石，它奠定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和核心作用。而中央政府通过指标等一系列方法进行控制。
还有一个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首先把你分成三六九等，然后投入背后公共服务差距把户籍制度固化体现出来，两方面互相支撑。
财政制度是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之间实行分灶吃饭，谁家孩子谁家抱的基本原则。所以有一种碎片化的模式，比如社会保障是省级统筹、县级统筹还是市级统筹？都没有国家层面的事。当然现在我们在往这方面拉近，由此可以看到土地、户籍、财政互相纠结在一起，包括公共管理制度、其它制度等，使“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得以维持运行。
但我们对城镇化模式进行评价时有两个：一是已有的城镇化模式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低，尤其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时探索出的一条怎样很好推进城镇化的一套路，不说很好，至少是有效的。人地资源在中国很紧张，人地矛盾也很突出，资金也不足。但在“以土谋发展”的方式下充分利用了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和土地至上垄断，硬生生的闯出了城镇化的路子。这个东西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每个地方对城市建设都是紧锣密鼓的，每个城市的面貌都在日新月异，每个城市的房价都在节节攀升，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自有它的可取之处，问题在于这套东西不可持续，很难持续，现在已经显出端倪，为什么？有几方面决定了它不可持续：
一个土地资源有限，不可能永远卖地。沿海发达城市土地财政已现颓势，2012年北京市土地出让收入比2011年下降40%左右，当然这跟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但我们会明显看到东部地区的排名在全国出让土地城市排名中，增数远远不及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大幅上升。另一个是土地增收成本不断增加，刚才我们看到利益链条要转起来，首先有收益才行，如果成本大于收益，那地方政府不会有动力干这个事情。但2008年以来拆迁成本占40%不到，现在将近70%，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但我们明显看到的是，拆迁成本不断增加，也就是可以共用收益部分越来越少，现在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建设，更多是通过银行贷款，通过债务平台借贷。当然这也是一个途径，问题是怎么管控这些风险？这些风险是不断持续的。所以这套模式产生了很大问题。
二是社会差距不断拉大，本质上变成击鼓传炸弹的游戏，不断靠剥削未进城者或者要进城者释放，因为土地70年一卖，不断提前释放和消耗未来增长潜力的过程，本质上是这样的。
综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到城市化模式虽然强大有力、高歌猛进，但很有可能是最先倒掉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塌的原因无外乎几种：第一，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比如地方债务、银行坏账；第二，房地产畸形泡沫破灭；第三，城市二元结构剧烈爆发引发社会动荡，就像当年的广东，因为没办法管控，社会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必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三，如果我们要这个东西，要有一套新的利益机制、利益安排，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有四方面：
一是要用政府主导，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的核心是政府，政府垄断了土地，它作为排他性的中间场，城市的扩张必须是政府来决定，要退出来。问题是怎么退出？必须变成多方参与，政府引导。政府退出来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该管的地方要管。比如规划、土地用途，这些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另一方面，这块土地谁来进行？政府只是变成一个参与者，不是排他性的垄断者。
二是由土地财产逐渐转向房产财政，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可以看到。现在拥有很多套房都没有持有成本，趋势必然是地买得差不多就得征房地产税。我不是站在地方政府角度，而是看发达国家，房地产税的事情不能解决所有事情，它不是万能的，但却是万万不可缺的，而且是一块最核心的资助。问题在于装地方政府责权分配的框架怎么理清权责关系？我们刚才说到“以地谋发展”的所谓模式，并不是地方政府一上来就是如此，而是慢慢演进、推到、看到的结果。如果我们想去解这个扣，还得往上慢慢捋。什么意思？现在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或者事权、分权机制是这样的，所有事情都要由中央来决策，执行由地方来执行。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央执行力很弱，集权不够；另外地方的决策权很弱，地方所谓的分权不够。在财政方面也可以看到，任何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份，中央财政有份，地方政府有份，县财政有份，事权共担。另一方面是谁家孩子谁家抱，是北京的就北京管，中央考虑你的那些事情，这件事没有一个到底是谁管的决策。比如是中央管，可能中央出现一竿子问题都是中央的事，没有分层类的责权关系。比如社保系统，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保系统，全国人民人人有份，甭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不管你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责权结构下讨论中央干什么、地方干什么，这样慢慢才可以把流动人口市民化或者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真正缓解、解开。要不然所有东西到这里来看，可以看到在北京已经形成很大的福利悬崖，怎么可能一下子把这些东西消除，现实的财力不可能完成，要消除必须是中央管中央的事，北京愿意搞什么是你的事情，如果外地人口流动到你这儿来，应该有什么规定，比如几年，那得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不应该是北京政府说了算。中央该管中央的事情，北京该管北京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城镇化的转型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部分，而现代化转型最核心的东西是社会结构和关系的重新调整，也就是说每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以前是三六九等的，现在人民都一样了，怎么办？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包括中央和地方，以前是集权和分权同样不够，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厘清哪些权力是中央的，哪些是中央说了算，中央担责任，哪些是地方担责任，地方说了算。在这方面进行调整后才能从根子上把旧有的城镇化模式逻辑慢慢渗透，这样才真正有可能使我们从一个传统的不可持续的城镇化老路迈向一个可持续、更公平更有效的城镇化新路。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何兵：感谢主讲嘉宾，他归纳的城镇化：第一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从中央集权往下分权，有权力的地方，城市是最大的，所以北京最大，省会是第二大，然后到县里，乡里差一点，大队最可怜。我曾经看到一本书里的照片：师部的楼非常漂亮，团部小一点，营部小一点，到了连部就跟狗窝一样。这实际是中国的权力架构模式。
第二，这种城市化模式转也行，不转也不得不转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卖地模式一定是以房地产价格虚高为前提，当房地产泡沫一破，卖地不赚钱政府就不干了。对于卖地赚钱我有体验，1982年我在县里政府工作，那时候进编制非常难，进机关非常难，所以规模很小，为什么？因为没钱。我们县每年借钱发工资，说等粮食下来了，再还给你钱。现在回去，我们政府大院里是一楼一楼的干部，为什么？因为卖地有钱。老的模式是完了，但新的模式，小城镇怎么建设比较麻烦。谢谢宣晓伟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点评嘉宾易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