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
防止量刑腐败的唯一路径就是要规范量刑程序，并以细致的量刑标准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25日召开的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座谈会获悉：从2014年1月1日起，全国法院将全面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
量刑规范化的推进有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特征。5年前，全国只有4个中级法院和8个基层法院被确定为这一改革的试点单位。到2009年6月1日，试点扩展到全国120多家法院。又经过近一年时间，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如今，将量刑规范化由“试行”推向“实施”，实是顺理成章之事。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标，在于通过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来促进司法公正。司法不公的表征，不独有无辜者蒙冤，也有重罪轻判、轻罪重罚。对于刑事审判而言，定罪准确和量刑适中本就是司法公正不可偏废的两大主要指标。
但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的程序把控常常过于偏重定罪，而忽略量刑。有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也认为，量刑只是法官的事。对控辩双方而言，量刑部分有一句“恳请法院依法从重（或从轻）判处”足矣。在决定被告人生杀予夺的大事件上，居然罕见辩论，也少有举证，也难怪“同案不同罚”会常有，量刑腐败也时有所闻。
法官在量刑上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毋庸置疑的。以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而论，其法定刑覆盖了所有主刑——从最轻的管制一直到最严厉的死刑。就算细化到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也可根据案情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这要从理论上说，判3年和判死刑，都在法定刑幅度之内。对于具体的当事人而言，这就是天壤之别。刑法和司法解释虽然也在量刑标准上进行了努力，但惯用的“情节严重”“情节较轻”“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术语背后，仍是模糊不清。
当没有程序的制约，对法条的最终解释权又掌握在法官手里，腐败就难以避免。防止量刑腐败的唯一路径就是要规范量刑程序，并以细致的量刑标准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有“自由裁量”成为一种受限的权力，一种不那么自由的权力，一种既体现了法官心证又体现出社会正义的权力，司法公正才能日常化地降临在个案之中。
量刑需规范化，这种“规范”首先在于规范庭审中的量刑程序。法官还是要退守到裁判的本职，法庭上围绕量刑的辩论，应交由控辩双方来主演。量刑规范化也要求，法官在最终的裁判文书中，应反映控辩双方对量刑的意见及其提供的证据与法律依据。法官同时也应公开其决定量刑的理据，让当事人和公众透过公开的裁判文书，即能看到正义的实现过程。
司法应给当事人一个“看得见的正义”，这也包括了让量刑的公正清晰可见。
（原标题：量刑规范化保障正义看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