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宇宽
最近到公园散步，经常能看到很多中年以上的人占据着公园的各个角落，唱歌、跳舞、扭秧歌，往往声势都非常浩大，有些群体达到上百人。这种现象最近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人移民到国外，在广场上跳舞唱歌的节奏已经蔓延到了纽约。有一些年轻人很看不惯这种现象，把这些人称作“大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称呼。
这些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在广场上聚集起来呢？在我看来和中国的另一个现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仅为4.3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更别提犹太人的64本了。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人们却不爱读书，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但背后却有更深的原因，就是人们只是单纯为了获取知识功利性地读书，而没有独立的思想。新华书店建立之初，新书一本接着一本地上架，那时新华书店是人们充实自己思想的地方。然而现在，新华书店里面已经看不到技术书和高雅的精神作品了，放眼望去充斥的是配合出国风潮的外语教材，配合中学考试的课外材料，考研习题、计算机多媒体、汽车修理、家庭装潢等书籍充斥着柜台。
我到过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北欧，发现那里的人特别爱读书，哪怕在公园里，也有很多坐在长椅上读书的人，而我们国家在公园里肯定没有读书人，老年人在一起就唱红歌、跳舞；年轻一点的人聚在一起就打牌。读书和这些活动有一个区别：读书是一种个人活动，非常孤独，是一个人在和历史对话、跟古人对话、也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而这些活动是整个群体互动的过程。欧洲的这种崇尚独立自主的群体性格和思想上的独立是分不开的。在16世纪之前，欧洲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罗马天主教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唯一主宰，神道扼杀人道，大众意识处于可怕的蒙昧状态。1517年马丁·路德公开反对罗马教皇发售赎罪券敛财，从而开始了撼天动地的宗教改革，天主教的主宰地位动摇，良心自由成为新理念新追求，知识分子群起挑战罗马教廷权威，质疑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与礼拜仪式，社会思潮从此活跃。
爱读书的人是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也是人的一种能力。而广场上聚在一起的人们，应对孤独的能力就稍微差了一些。但是，如何理解为什么被我们称作“大妈”的这个群体特别不能面对孤独？我觉得跟她们的成长经历肯定有某种内在关系。从心理学上说，人的个性60%来自遗传，后天的作用特别是教育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理论是将人的生活状态假设为静止的，实际上，人的生存状态是动态的，是多样化的。或许，从人一降临这个世界，其80%的性格特征来自父母的遗传，但其后的生活环境，经历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个性的发展。
过去，尤其是“文革”中集体主义被高度提倡的年代，一种孤独的状态等同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一个人如果在房间里读书或者想问题，意味着你有独立的思想，而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一个人有独立的思想是危险的，只有跟大家在一起、参与大家的活动、跟大家一起喊口号、唱同样调子的歌，才是一种安全的状态，谁被这种群体孤立，是非常危险、恐惧的。所以我觉得有那个年代成长经历的人，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害怕脱离群体。反过来也带来了对群体的依赖性，那里有一个群体在干什么，这个时代的人就很容易挤进去，因为在那个群体中才能找到归属感，通过这种归属感实现个人的安全感。
这种现象在下一代中会不会改变呢？我觉得未必，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也许看不上这些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他们现在可能是在跑马拉松、登山、打牌，然而，这些同样是一种群体性行动。我甚至想，如果中国人持续一代一代的阅读量低、不爱自己独处思考的民族性格，过几十年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在公园里一群现在的新兴人类变成了“大妈”后，也在跳群体舞，差别只是可能伴奏的不是东方红而是双截棍，未来会不会这样呢？
(原标题：[个论]郭宇宽专栏：广场舞与群体性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