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官员“记者”为何不能见容于当地官场

2014年05月16日02:30  新京报 收藏本文

  ■ 议论风生

  从为民请命写报道,到选择“缴械”沉默,再到在江永“违规进人案”中被逼着发声,熊国剑的遭际,折射出当地官场劣币文化之弊。

  熊国剑在湖南江永曾以仗义执言闻名,作为官员的他,年轻时曾写过多篇为民请命的新闻报道。在那之后,但凡江永有负面新闻发生,民间和官方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在2003年后,成为交通局副局长的熊国剑却一改往日刺头形象,再未写过一个字的批评报道。但他不久前因江永“违规进人案”被再次“逼上梁山”。当地许多人猜测,是熊国剑引爆此事。虽然自己并非那个举报人,但为“保护自己”,他选择了尽可能将此事公开。

  如果像马丁·路德·金所说,“历史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那历史也必将记录,一个不愿过度沉默者的遭际。不论是屡屡陷入“自证清白”的尴尬,还是因得罪官场而感到的害怕,熊国剑的经历,展示的正是他作为“体制内不良现象反对者”的艰辛与苦涩。

  我们看到,再次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是熊国剑在江永的处境越发艰难。他受访时就说,“我真的压力很大,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独。”这发人深省:一种不愿意“沉默”的选择,为何只剩下旷野呐喊式的悲壮?

  这样一个官员“记者”的艰涩经历,正是当地官场的现实镜像。它让我们看到,一些“庸常的恶”如何在无形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并使得“恶”成为可以接受的潜规则,而与之相对的善则成众矢之的。据了解,在江永官场,不少人对因“违规进人案”而被查处的官员充满同情;在此案最初被举报时,违规案件本身没成为焦点,江永官场却一致聚焦于“谁是举报者”这个问题上。这导致江永官场暗流涌动,也使得几个怀疑对象苦恼不已,纷纷借机表明清白。

  仅从这场追查“内鬼”行动来看,不难发现这地方的官场文化有着怎样的价值错乱。熊国剑不可能成为这种官场文化当中的英雄,只能成为“异类”。如果说,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使得年轻的熊国剑一度仗义执言,那也同样是这样一种现实,使得他数年间选择“缴械”沉默,更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最终逼得他不再沉默。

  作为官员“记者”的熊国剑的确是一个样本,让人可一窥某种劣币文化的积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种不良现象太普遍了、太严重了,好像不良现象就变成了体制。其实体制内还是有不少好人,只是好人都沉默了。”或许有人会说,熊国剑在当地官场感到的孤独,是一种局限,因为他还有舆论支持。但这不免失之矫情。要知道,使熊国剑沦为异类的畸形环境,恰恰是一种负能量的自我强化。

  而要避免让不良现象嵌入一些地方官场规则内部,要让熊国剑们不复成异类,关键在于行政治理要重新找到与民众利益相同的共同体,找到法治的原点。

  □杨耕身(媒体人)

(原标题:官员“记者”为何不能见容于当地官场)

(编辑: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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