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几本宗教社会史的书，刷新了自己对信教的认识。
我们一般认为，信教多是因为“精神空虚”、“文化水平低”、“贫困疾病”。可狄书瑞的《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一书却指出，(王伦所在的)山东寿张县在科举上能考取功名的人很少，乡绅资源匮乏，没有一个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精英制度，“缺乏发展动力，无法扩展社会机制，这些县对政府倡议和管治的依靠，以及对其他地方官方活动的密切关注，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真空，并可能被白莲教这样不太权威的团体取代”。也就是说，当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又不能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一些宗教组织就会在组织文化活动、互相救济、大病救治方面对政府进行“公共替代”。
因此，信教与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资源的重组分配有很大关联。狄书瑞在他的另一本书《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中提到，白莲教底层的信徒90%都是贫弱群体，这固然可以用“贫困”、“教育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到位”来解释，但“白莲教的师徒关系不受中国整个社会中流行的等级观念束缚。据可查阅的材料(仍以北京地区的教派为依据)，几乎有16%的人师傅比他们年轻。24%的人师傅是女性。与正规的做法相比更灵活是白莲教对年轻人和妇女有吸引力的一个特点”。
而白莲教中高级别的人员均为富裕阶层，宗教对他们的吸引力又在哪里？狄书瑞说，“一个人在教派中的位置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改善，例如精通特殊的技艺、掌握教派的启示，就又可能利用这些技艺和启示来吸收追随者，从而形成信徒网络。由于性别、年龄、贫困、迟钝和噩运使那些想通过成功的事业，或想沿着科举功名和官宦途径的传统显赫道路向上攀爬的人希望破灭，对他们来说，教派组织是另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在这个新的社会集团中，人们找到了新的地位，”获得了“公共场合像重要人物那样举手投足的机会”。
类似的情况，李榭熙的《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一书也可以佐证。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潮州地区的多数村民入教的动机并非纯为信仰，却多或是为经济利益、或是为人身安全、或是为社会地位。基督教之所以在潮州地区取得发展，主要是因为它成为地方社会权力争夺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例如19世纪70年代早期，潮州总兵方耀针对当地宗族势力的清乡运动，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推动了基督教在潮州地区的传播。说白了，宗教信仰普遍扮演着“权力的证明”，这就跟时下赚了大钱的人还要回农村老家竞选村长一样，金钱可以带来的权力是有限的，金钱必须借助某种政治文化网络转化为“权力”，才能给人带来更大的满足。
这些分析，虽然是历史的，但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