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超低分数的学生是怎样毕业的?

2014年06月07日09:35  北京青年报 收藏本文

  人大自主招生腐败案持续发酵。实名认证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的“@人大陈伟”发微博称:“过去几届有的学生考试得十来分二十来分,超级低,正常学生再不用功,六七十分还是可以得的。有人责我苛严,原因其实在这里(招生腐败)。”

  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自主招生腐败,带来的学校生源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下降。而从陈伟副教授的感叹,笔者想到的是,如果大学能建立“严出”培养机制,靠招生舞弊、弄虚作假进大学的学生,是很难顺利毕业、拿到文凭的,这会很大程度挤压舞弊违规的“获利空间”。

  其实,综观全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实行“严出”的培养管理机制——每个学生必须达到学校的培养要求,方可毕业——这种培养机制,也是对自主招生可能出现失误的修补,哪怕自主招生的标准十分清晰、操作严格,但不容否认,还是会出现“看走眼”的时候,而校正招生中可能出现的失误的最好办法,就是录取进学校之后,严格要求,实行过程淘汰。另外,学生也可能出现在自主招生中选择学校的失误,为此,国外高校设计了自由转学制度,以给学生进一步选择学校的权利。

  我国大学当前的培养机制是,不管是学校招生实行“严进”,还是“宽进”,结果都是“宽出”,几乎很少有过程淘汰。一名学生被大学录取之后,不出意外,将顺利获得大学的文凭,而且,这张文凭是国家承认的。这无疑增加了考试、招生作弊的收益,一名成绩很差的学生,经作弊进大学后,将顺利实现获得国家文凭的目标。这也鼓励考试作弊、运作招生潜规则者前赴后继。

  这和我国实行国家授予文凭制度,以及大学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有关。在我国,所有纳入计划录取的学校,授予的都是国家承认的文凭,加之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也和学历挂钩,因此,不少学生是冲着获得一纸国家文凭去的。虽然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加剧,文凭严重贬值,可是整个社会的“学历情结”还依旧存在,“名校情结”则更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大学就在做贩卖文凭的生意,根本不回报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而只是一张文凭。一些名校虽然屡屡曝出教育丑闻、学术丑闻,但其授予的国家承认文凭,还是“奇货可居”。

  大学的行政化与功利化办学,则导致目前众多大学(包括985高校、211院校在内)根本不重视人才培养,老师的精力更多花在申请课题、撰写论文、出科研成果上,对教育教学缺乏研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对付课堂”。还有一些大学,明知学生多科不及格,不能完成学业,但却让老师降低对学生的要求,这其中的原因就更复杂。有的是因学校追求利益,退一名学生就减少一名学生的学费收入;有的是领导打招呼——这多半又与招生违规有联系——要求老师让其过关;有的是学生“逼宫”,以威胁、闹事的方式,要求老师给高分,学校则息事宁人。

  而对于大学过程淘汰学生,整个社会舆论也很纠结。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制度,一名学生退学后,如果还想在国内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只有重回高考体系,而不能转学到其他高校,这导致退出渠道很不畅通,大学退学处理经常遭遇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质疑。于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起来,我国大学就普遍采取“宽出”模式,学校、老师、学生“皆大欢喜”,而受到损害的是高等教育的质量,滋生出各种教育乱象。

  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30%的当下,我国必须认真反思国家授予文凭制度、学校行政化办学体系的根本弊端,不对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实在难以治理日益复杂、严重的教育乱象——试问,人大考十几二十分的学生,他们顺利毕业没有?他们怎样顺利毕业的?他们毕业之后拿到国家承认的文凭到哪里高就?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经运作进了名校;求学时成绩达不到要求,顺利毕业;毕业之后,用名校文凭作为敲门砖,依靠父辈关系谋得一份好工作,甚至很快晋升到领导岗位,这践踏的不仅仅是教育公平,而且是整个教育的尊严,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必须通过制度改革,遏制这种荒谬运作的反复上演。

  熊丙奇(上海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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