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所崇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迅速异化成“公知”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该院“三项纪律”工作会上的讲话近日在社科院官网上刊发，引起热议和争议。该讲话受到互联网特别关注的是如下一些内容，包括王伟光提出，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能像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他还特别指出，社科院对人才的要求是“又红又专”。
中国学者的研究立场同国家政治路线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学者在舆论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是知识界长期的实际争议。这些争议的深层所指都是“政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老问题，舆论场上这些年争来争去的东西实际多围着它们打转。
王伟光讲话的这些内容不仅在社科院有针对性，在其他不少社科类教学和学术机构里，这样的话要是讲出来，大概也有可以被猜“就是指他们”的一些人。平心而论，这些年的社科院在这方面算不上很吸引眼球。
中国的确需要学术自由，也需要舆论的活跃，学者解放思想有所作为是受到这个时代鼓励的。这一切应当与国家的政治路线是整体上的契合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这也应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甚至常识。改革开放快36年了，几经摸索摔打，这样的认识成果应当成为一个成熟的苹果，而不能继续是一只传说中的仙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最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把个人追求同国家使命主动结合的那些人。无论自然科学界，还是社科界，概莫能外。今天广受尊敬的那些大家，大多在国家倡导的方向上为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一些热衷反主流行动的学者，迄今为止，他们大体处在知识界主流板块的缝隙之中，他们的实际社会角色很不稳定。如果中国的国家道路长时间延续下去，他们就没有可能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成为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近年来的正面研究很少。舆论场上最突出的记忆和印象几乎都是反面的，争论这个问题的参照标准，也主要是西方社会关于知识分子的“警句名言”。比如中国不少人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而西方所崇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迅速异化成“公知”，他们对社会的负面作用先于他们理论上的正面影响得到喷发。
关于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立场，一些“公知”有着堂而皇之的宣示。他们不顾中国的现实，把国家强行解构成党、政府、人民等彼此对立的元素，并声称自己站在其中的“人民”一边。“人民”的名义遭到前所未有的滥用。这些人不仅立场偏离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且他们的思想方法严重背离实事求是。他们有些人经常靠喊民粹主义口号吸引人气来掩饰自己的空虚。
真正有大成果的知识分子，没人对政治上标新立异感兴趣。那些发表奇异政治观点、喜欢做“舆论反对派”的人，大多水平一般，或者不想再搞辛苦的业务研究，想在功利上走捷径。当然，我们承认，这种价值领域的庞杂现象已经获得多元时代的生命力，社会大概需要重新摸索针对它们的态度。
（原标题：公共知识分子异化成“公知”，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