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宪法学者很忙。据《南方周末》报道，“忙”，成为许多宪法学者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工作状态，媒体专访鱼贯而入，宣讲论坛应接不暇，宪法学者真的忙了起来，这显然是执政党此次全会后颇不寻常的现象，甚至是一个指标。
今天，适逢已故宪法学者蔡定剑教授逝世四周年的纪念日，蔡先生生前(及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矢志推动和关注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每一个步骤、事件。作为曾经供职于全国人大的学者型官员，以及回归学术后的卓越宪法学者，蔡定剑先生是苦口婆心的布道者，更是坚韧不拔的建设者。蔡先生生前及至身后，都赢得了超出法律学界范围的尊敬，且一直为各界所怀念。历史不容假设，但设若蔡定剑教授还在，一定依然会是苦口婆心的最忙碌者，更会是每一项可能的具体改革措施的实践推动者。“走向法治是一次伟大的长征”，需要一步一步来，急不得，但也停不得。
2014年10月，在各种先期预热之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破天荒地将依法治国作为执政党中央全会专题研讨的主题，并且审议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国，这个已经被写入现行宪法近20年的治国理政方略，再次成为执政党向世人宣示新政治、深化改革的主题词。“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句不仅被宪法学者频繁引用的会议通报表述，从国民到官员，也都应该并不陌生。
一定程度上，宪法学一直都不算是什么显学，由于《宪法》本身长期停滞于文本性的角色，宪法学者与宪法一样，都难免偏居一隅，与最直接的社会生活有些距离。近来可能更是如此，据《南方周末》统计，2013年中国宪法学在“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一共仅发表了67篇文章，占总量的4.94%，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这三大权威期刊，宪法论文的总发表量更是只有五篇，仅占总量的2.8%。宪法学的学科话语权和影响力，可见一斑，甚至不乏宪法学者研究领域发生转向——— 转而研究更细节、更技术性的问题。
显然，这不仅是作为一门普通法学学科的现实处境，它还与《宪法》本身在整个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有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句话为公众所熟悉，但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所言，宪法的实践性功能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主要被当做政权合法性的认定书，它是“镇国之法宝”，但却没有实践操作的空间与设计。让宪法从“镇国之法宝”逐步转向“治国之法典”，这不能仅是一群宪法学者的经年呓语，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所讲的“宪法监督制度和解释程序”需要有真正意义的推进与实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真诚的信仰”。无论法治，还是作为法治核心的宪法治理，民众何以信仰，这都要求《宪法》文本中的权利条款，能有逐项逐条的真切落实，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机制在制度层面得以激活。依法执政首先就是依宪执政，从国企银行，到机关社群，对于学者进行宪法宣讲的热衷，不仅是对新政策新思路的知情需求，更应是对宪法所标明的公民权利本身的认知觉醒。
于学者而言，除了奔走于各个场合的宣讲解读，还有在立法层面激活宪法、尤其是违宪审查机制上恪尽本分；于权力者而言，除了对宪法文本、依宪治国思想的学习、体会，更应有每一次权力行使的审慎谦卑，谨守“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底线；于公民而言，对宪法的信仰与遵奉，就在身边的每一天生活，每一次对自身权利的珍惜与捍卫——— 现在，更是宪在。
宪法学者很忙，《宪法》更应该、也有理由和机会忙起来。让每一项宪法权利都能真的落地，从文本走向实践，《宪法》必须用起来、活起来。
（原标题：[社论]宪法学者很忙：从知情需求到权利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