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
内蒙古高院启动呼格吉勒图一案的再审程序，引发全社会的关注。由于此案发生于1996年第二次“严打”的背景下，人们在质疑：有多少案件，可以重来？同时，人们也在做延伸思考：“严打”政策是否可以终结？
以呼格吉勒图案重审为契机，我们应该以历史、全面、客观的眼光，对“严打”政策进行审视和评估。
治乱世用重典。1983年、1996年和2001年开展的三次“严打”都是由重大刑事案件所触发的。例如，1979年上海控江区事件、1980年北京火车站爆炸事件、1981年河北承德强奸少女案、1983年的“二王”案以及卓长仁劫机案等催生了第一次“严打”。告别“文革”时代的中国社会转型刚刚启动，人们开始出现思想混乱、行为失范的迹象；公检法尚未恢复元气，法治不彰；“造反派”的余毒没有肃清，大批回城知青成为犯罪主体。评估“严打”政策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更不能以现实来剪裁历史
在特定历史时期，恶性案件的高发使社会公众产生人人自危的不安全感，也挑战着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应该说，“严打”具有一定的合民意性。它以“依法”为前提条件，从重惩罚，快速审理。“从重”涉及实体，“从快”涉及程序，最终目的都是要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按照政策设计，“从重从快”绝不是无限度的自由裁量。“严打”强调“准、稳、狠”兼顾，但以“准”字当头，就说明了这点。还有，“严打”在一定时期内有效遏制了严重刑事犯罪。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所以，评估“严打”政策必须全面，不能攻其一点，以个案来草率地对其进行全盘否定。
当然，“严打”并非没有问题。否则，呼格吉勒图案就不会如此引人注目了。政策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的制定，更取决于政策的执行。在“严打”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实操层面出现较为严重的偏差，甚至背离政策设计的目标和原则。例如，公检法只讲配合，不求制约；一些地方为追求命案侦破率而刑讯逼供，将“疑罪从无”变成了“疑罪从轻”等等。这都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世界性难题。“严打”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它所采取的是一种运动式治理刑事犯罪的方式，具有政策执行成本高、政策效果不易巩固的缺陷。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国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应该积极探索常态化、可持续的犯罪治理之道。必须既注重惩罚犯罪、又注重人权保护，既注重实体正义、又注重程序正义，坚守“疑罪从无”的底线，杜绝“有罪推定”，最大限度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
人们常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是，迟胜于无。我们希望，再审呼格案能够理清事实，还当事人以正义。我们更希望，它能够大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我们还期望，有朝一日，仅凭常态化的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遏制、预防犯罪，让“严打”一词永远尘封在历史的教科书里。▲(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