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善意的愿望是网开一面，那么，这种善意便是在寻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例外
本报资深评论员 刘雪松
距复旦大学177名学子为投毒者求情引发热议时隔半年，一封出自犯罪人林森浩手写的道歉信，昨天再次通过媒体传播给大众。这封写给黄洋父母的道歉信，以“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好”为叹，表示“对不起叔叔阿姨，给你们跪下谢罪”，“希望你们能谅解我的灵魂”。
人们忽然记起，再过一周的12月8日，复旦投毒案二审将在上海高院公开庭审。而在此前，公开的报道显示，林森浩父母三次寻求当面向被害人黄洋父母致歉，均遭黄家拒绝。
无论出于丧子不堪回首的痛心，还是出于拒不原谅的坚持，黄洋父母多多少少承受着某种类似于人情道义上的舆论压力。林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明确表示，“林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得到黄家的原谅”。在逝者已逝的既成悲剧面前，不少人将黄家以及希望杀人偿命的人们愿不愿意原谅、包不包容罪犯，当成了对另一个生命冷漠、甚至丧失了同情心来施以道德压力，这种强加于人的情绪是相当野蛮的。
曾经的两个高材生，一个命已消逝，一个生死未决。旁观者中，有“死则死矣、生则亦怜”的同情心，是真实的。那种感慨黄家悲剧不可回天、希望不让另一个家庭悲剧重演的情绪，也有着朴素的善意。但是，人情的伦理与法治的伦理是不是在同一个评判的标准上，却是另一回事。如果善意的愿望是希望法治为这一个高材生、这一个家庭网开一面，那么，这种善意便是在寻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例外，即便它是朴素的、善良的，也会因为给受害方父母所造成的道德压力，而客观上构成某种不带恶意的伤害。
如同复旦学子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表达诉求一样，林森浩的跪下谢罪道歉信，也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但法律的天平，不能因为舆论的情绪而应声倾斜；司法的公正，应该不会因为诉求声音的大小而受到干扰。这是法治社会应有的公平与正义，也是表达诉求与情绪的公民应有的法治素养。
人情伦理希望“把悲剧降到最低”，但这种同情心，如果给受害者方心理带来道德与人性的暗示和压力，如果与法治伦理的匡扶正义构成冲突，那么，这种免死的诉求反而使更加宽泛意义上的人性受损。
尊重并理解黄洋父母拒不原谅的权利和诉求，是拿同情心说事、拿人性与道德说理者所应该把持的基本人性，也是一种道德素养与法治素养。如果将面对杀人罪犯可能面临的极刑不持包容与同情的态度，就给对方戴上“人性麻木、漠视生命”的道德枷锁，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和生命含义的扭曲与偏执，所谓包容、同情与道德，也因为对法律的漠视而大打折扣。
(原标题：请尊重黄家不原谅凶手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