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就任性”的说法近日走红互联网。唐山超豪华的婚礼、一位大学生优秀创业者宣称要拿出1亿发奖金、上海著名收藏家刘益谦花3.48亿买唐卡,这些取向上截然不同的一掷千金都被网民送出这样的评价。“有钱任性”似乎包罗万象,它让中国社会对“有钱”现象大幅摆动的态度又多了个管窥点。
有钱任性,这不太像是个“仇富”的表述。它有很强的调侃味,赞成或反对的价值评价不是它唯一的内容。它的感情色彩是打了折的,加入了对社会财富鸿沟的客观认识。它不失为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流行的对富人现象最温和的表述。
贫富差距在对公平有着执著追求的中国社会里永远都是敏感的。一方面缩小这个差距至关重要,一方面富人与社会沟通、互动的方式是否健康同样重要。中国贫富问题的失衡来源于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都不理想,中国因此虽然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但这个问题的影响却相当突出。
人们通常的印象是,中国互联网舆论场的“仇富”像“仇官”一样不留余地,然而“有钱任性”的说法,有点像公众严厉表情中浮现出的一抹诙谐。它让人相信,中国草根对有钱人的态度远非都是敌视。
在上述几个“有钱任性”的例子中,当属唐山的那场奢侈婚礼遭恶评最多。因为当事人炫富的场景是婚礼,而那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最容易产生对比,当事人的张狂和“任性”带给普通人的不平衡感也最多。而两位亲家的身份一个是“村主任”,一个被扒出“买地、开赌场、放高利贷”,如此令人怀疑,根本支撑不起他们所办婚礼成为舆论事件后对公众感受的冲击。
对后两位要给员工发一个亿奖金和花三个多亿买一张唐卡的“任性”,公众就明显“宽容”多了。舆论反应的差异显示,有钱人怎么花钱,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样“自由”。公众“仇”的未必是富,而更多是“为富不仁”以及“不正确的炫富方式”。
正如中国官员仍有很多改善集体形象的机会和空间,中国富人的集体形象更是可以塑造的。其实今天有着高度正面形象的中国富人已经比比皆是,他们是中国网络时代年轻人的偶像,他们的言行被追捧和效仿。泛泛的“仇富”说法只在一定环境和场合里是真实的,中国社会对富人的实际态度要比它丰富、复杂得多。
中国传统文化对精英阶层的道德要求历来很高,当富人群体逐渐与精英的范畴变得错综交织时,前者必然要承担越来越多的道德义务。有钱人的任性很难再是“没有边界”的,他们的任性需要能被公众接受,甚至欣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越走越远,这个国家一定会有更多富豪涌现出来,而增进他们与普通大众的和谐关系须是一个同步收获的过程。仇官仇富都应只是中国的阶段性舆论现象,它们决非中国社会性质的反映。解决中国的难题不是某个群体的单方面责任,中国是大家的,解决问题也注定人人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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