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似乎成了时下国人最大的乡愁。有故乡者，归故乡。哪怕山高水长，千难万阻，也要回去；没有故乡者，去他乡，但心中的那缕乡愁，剪不断，即便在天涯海角，也魂牵梦绕。平时，大家“生活在别处”，为生计，为事业，不得不离开各自的“原乡”，到城市，到他乡打拼。心中的那份乡愁日积月累地发酵，在春节时喷薄而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春节会跟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外面辛辛苦苦一年，那么多人车马劳顿，风雨兼程，仅仅为了奔赴春节那几天的团聚？从功利的角度看，投入和产出比是严重不成比例的。不理解国人的乡愁，就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的春运。
故乡，见或者不见，她就在那里。见不到的时候，牵肠挂肚地想念，清风明月以及“少年闰土”们，随梦潜入夜，进入游子内心深处，勾起游子们的缕缕乡愁；但若真见了，也许会被真实的故乡震惊了。就像当年的鲁迅，真的见到破败的故乡、愚昧的“发小”闰土、势利的杨二嫂时，故乡真实得可怕！面对故乡，鲁迅选择了逃离。启蒙者鲁迅遇到破败、愚昧、势利的故乡，他的乡愁顿时被浇灭了。近日，一位上海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在网上风行。这是一篇21世纪版的《故乡》。文科博士在故乡遭遇的一切，相比鲁迅当年的遭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鲁迅的《故乡》背后，我们能感受到知识者的骄傲，作者是以启蒙者眼光审视故乡的。但从这篇“返乡笔记”中，我们却能感受到知识者彻骨的无助感和无力感。故乡变化太快，变得太入世，太物质，以至于存放不下游子的乡愁。
越是在现实中缺少的东西，越是在心里渴求。为了生计，为了发展，大家背井离乡，扎堆在城市中打拼，拼的是什么？是物质或者可以折算成物质的东西。但心中最柔软的那块却不是“硬”东西可以弥补的，最柔软的那块东西就是我们文化和精神需要。在很多时候，这种文化和精神之需被置换为“乡愁”，存储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乡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乡愁是小我的，与个人的血亲传统和成长记忆有关；而广义的乡愁则是文化的。对于“乡土中国”而言，一百年来，中国始终没有解开文化乡愁这一“千千结”。改革30年，加重了国人的文化乡愁。表面上说，我们念兹在兹的乡愁有具体所指，即狭义的乡愁；其实，在很多时候，狭义乡愁的背后隐伏着深广的文化乡愁。国人最大的乡愁不是寄存在故乡，而是在我们的文化上。只有失去文化根脉的人才会深切感受到“乡愁”的苦味的。
从这位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中不难发现，如今农村变化最大的不是外在环境和物质条件，而是农村的社会关系和人心观念，即维系农村社会的“软组织”出现了系统性崩盘。在作者眼里，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已消失殆尽了。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密切的关系和交往。这些温暖、美好的东西，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消失了，转而出现在“游子”面前的是一个高度功利的故乡。这一残酷现实显然是游子们不能接受的。但改革的农村也是开放的农村，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村不可能处变不惊，功利的城市不能要求农村守住清纯。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农村。在城市包围农村的今天，准确地说，在城市文化包围农村文化的今天，农村还能寄存多少城市人的乡愁？在城市出现文化空心化的大趋势面前，农村文化即便有，也会越来越稀薄。要让农村留得住乡愁，仅靠几个盆景显然不够，需要从大的文化战略和发展战略高度去考虑。如果不从“大我”层面解决文化乡愁问题，仅从“小我”层面将“故乡”定格在时间记忆里，一是不现实，二是显得狭隘自私。客观地说，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回到改革前的日子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们也不愿意。故乡的物非人非，不是造化弄人，而是人们的意志产物。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不是说狭义的乡愁不重要，而是说，广义的文化乡愁更重要。狭义的乡愁只有扎根于广袤的文化乡愁根脉上，才能更牢靠。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