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仰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应如何思考其对当下的意义呢？
一百年前由知识精英们开启的“新文化运动”面临一个严峻现实，即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后，中国陷入积贫积弱境地，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此前，中国社会的精英们虽然有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举措，先后希望在器物和制度上学习西方，但都不成功。于是，“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汲取过去由上层精英推动社会变革的局限，试图把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推向广大民众。这一努力是有效的，它孕育了一代新人，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唤起民众，获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不过，“新文化运动”由于必须面对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导致短期实用性占据上风，因而留下了一些遗憾。其中之一便是过于强调西方文化的有效性，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在全民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中，产生了对西方文化的过度崇拜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自信的削弱。
如今，经历了百年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曾经缺乏真实体验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得到较为深入的实践。同时，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也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使我们终于有机会冷静反思百年来“新文化运动”的得失。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为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重新树立文化上的自信。在经济建设取得较大成就后，建立文化自信是每个国家的必然。欧洲的英国、法国当时如此，新兴的美国如此，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同样如此。
当今中国再也不是“东亚病夫”，再也不是病急乱投医的手忙脚乱者，五千年悠久历史正成为我们获得文化自信的源泉。对于中国这样历史积累极为丰富的国家，从自身文化传统寻找文化自信的基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源自传统文化的骄傲适用于当今和未来。当全人类都面临西方文化难以解决的困境时，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为当今世界的种种难题找到解决思路？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不同于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倡导者。但一个根本性问题还未解决，即对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真正做好并不容易。今天的中国只有把传统文化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通过深刻的比较、鉴别，发现传统文化真正的精华和价值，从而为我们长久地建立文化自信打下牢固基础。▲(作者是北京知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