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政府多麻烦一些，人们才会少些麻烦，公共管理者也才会收获更多的信任、更厚重的支持。
每日里搭乘北京地铁的人们，大抵除了拥挤之外，最大的印象就是挨个车厢行走、歌唱的乞丐。或破衣烂衫，或恶语相向，煞风景、坏心情，更为公共交通的安全画上了一个大问号。对此，昨天开始实施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规定，进入地铁乞讨卖艺将被处罚，最高可罚1000元，发广告最高可罚1万元。并且，随着《细则》的跟进，相关执法力量也将会充实起来。
有人叫好，也有人质疑。比如，有观点觉得乞讨卖艺不容易，情非得已，应当怜悯。但事实上，不少调查已表明，这些职业乞丐中行骗者占了绝大多数，更有人在京有车有房，仍然换身行头、伸手要钱。社会发展到今天，对生活落魄者已有专门的救助渠道，因此依法打击非法行乞，是对社会良善的真正保护。这是理性者的基本共识。
问题在于，怎么执行？谁来执行？据报道，目前已招募88名公务员作为执法人员，对318座车站来说，未来还要按每站2名的标准增进，将会达到600多人。作为第一支轨道上的执法队伍，他们将会采取先劝阻、再处罚的模式。可以说，人力的规模是基本保障。但，有些事情不是人多就行的，关键在于可操作、能执行，让法律落地生根。
地铁作为公共场所，人多、人杂，具体的裁量办法必须尽可能细化。比如，执法人员巡查的流程、取证的技术手段。尤其是高峰期，大多数地铁都超负荷运行，过于激进的执法容易诱发次生危害，甚至造成新的安全隐患。这就要求，下一步的《细则》对此要有充分预案，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紧急状况，并合理设置“缓冲器”，在试点中不断完善。同时，执法的每一步骤，有没有法律依据，也应充分审视，确保无误。
二是，《细则》要能执行，切实把该罚的罚到位。之前，治理行人闯红灯、自行车逆行，都因无法执行，或者执行成本太高，最终不了了之。对地铁而言，人人进站都要刷卡，在这张卡上进行相应的设定，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更广泛地讲，建立全社会的诚信信息系统来实现控制，让违法的须认罚、不认罚的被记录、被记录的难畅行，必不可少。
此外，还会有追问，罚来的钱怎么办？如果罚款与执法者的经济利益挂钩，可以想见，更大的冲突乃至腐败恐难避免。因此，收支两条线不可不设，还要给被执法的相对人留有申诉、维权的合理渠道，最终确定的罚款需要专款专用，用来改善公交设施与环境。这么说起来，便捷公众出行，《条例》《细则》及其付诸实施的过程，的确是件麻烦事；可只有政府多麻烦一些，人们才会少些麻烦，公共管理者也才会收获更多的信任、更厚重的支持。
本报特约评论员 井桥夕
（原标题：地铁罚乞讨，重在可操作能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