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中国青年报》（2015年06月18日02版）
很多被关押人员的家属都会接到看守所电话，被告知送换洗衣服，随后家属就会被要求给被关押人员“打点钱”……在陕西榆林市榆阳区看守所，曾有民警以各种名目让关押人员家属“打钱”，甚至“最近新来了几个重刑犯”也成为要钱的借口。目前，受贿民警已受到法律惩处，相关管理漏洞却依然存在，看守所民警索贿现象可能不仅是个案。（《华商报》6月17日）
像榆阳区看守所民警这样明目张胆索贿的，恐怕并不多见，但看守所民警以各种名目牟利，甚至某些看守所本身采用各种形式牟利，却时有耳闻。看守所的权力“垄断”不除，这种民警借机牟利之事就难以根除。
榆阳区看守所民警黄波就是利用自己监管的便利来牟利的。案发时，他在榆阳区看守所负责监管1监区12监室和2监区205监室。为了让在押人员的家属给其贿送财物，黄波唆使身体强壮的尹星星殴打、体罚其他在押人员，就像《水浒传》里面劳城营的“杀威棒”；并告知这些人，如果不想被打，就让家属给他送钱。
在看守所，由于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也涉及案情保密的问题，所以，里里外外都是封闭的，外人不能介入，社会一般难以监督。于是，看守所里的监室就成了一些民警的自留地。管教民警利用自身职权，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进行各种明示，轻则推销商品、收受礼物，重则索贿，如有不从，则利用“牢头狱霸”对其进行教训，甚至赤膊上阵亲自殴打。
不仅管教民警本身利用职权牟利，一些看守所也利用这种“垄断”便利，进行各种形式的牟利。其方法之一，是利用看守所内开设的商店，对各类物品进行加价出售，高价卖给犯罪嫌疑人，牟取高额利润；方法之二是组织看守所内的犯罪嫌疑人，让他们超额劳动，而不支付工资，利用犯罪嫌疑人的劳动牟取个人利益。
2009年，最高检和公安部举行的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活动中就规定：“将规范看守所组织在押人员劳动行为，停止违规劳动项目，杜绝下达劳动指标等错误做法”，“ 严禁以任何形式向在押人员收取费用，对在押人员现金一律实行记账式管理，取消一切代金券，在押人员消费时必须由本人签字，加餐必须价格公道，日用品不得高于市场零售价，坚决纠正高价加餐、高价出售日用品等问题”。但是，各种变相牟利方式在一些看守所仍然屡禁不绝。
“躲猫猫”等一系列事件过后，许多看守所都安装了监控设备，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对看守所的监督力度，但看守所的权力“垄断”没有根本转变。改变这种“垄断”，并不是说要让其他部门也来开办看守所，而是说让看守所的权力能得到制约。比如看守所的各种商品与餐费的社会公开和审计，比如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监督委员会接受投诉并进行调查，比如落实驻所律师制度等，让阳光照入看守所。
（原标题：看守所：如果不想挨打，就得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