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迪
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只要中国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只要中国超越美国，足够强大，日本就会自然服输，中日矛盾也就自然解决。”这种观点并非政府思考，而据说是民间来自对二战前后美日关系的观察。那么这种观察是否有道理呢？
我们看到战中美国对日展开强大军事反击在先，日本投降在后这个事实。首先我们不否认，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极大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但战后美国对日影响力的发挥，绝非单纯依靠一个“压”字。目前美日关系是美国综合实力作用的结果。
单从硬实力看，早在1913年即一战前，美国工业生产量达英国的2.9倍。即便如此，美国仍对取代英国不感兴趣，而是埋头国内建设。1938年，美国工业生产量已近英国6倍，美国仍没有取代英国的决心。这说明，一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并非单纯以经济力量考量，甚至也不单是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19世纪中期后，美国民主制度受各国瞩目，其制度影响力、人民对国家认同也在提高。尽管在一战结束前美国已提出关于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纲领，但美国主流意见并不想参与旧大陆事务。二战开始，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但在领土受攻击后，美国才真正下决心参战。美国走上国际领袖者舞台乃是水到渠成，成为国际领导者则是众望所归。
美国政治学者阿兹诺尼认为，为实现自己的统治，让被统治者服从，权力存在3种方式。第一种是强制性权力，二是报酬性权力，三是规范性权力。二战期间，美国行使了第一种权力，但在战后，为维持自己对日绝对影响，美国利用的是后两种力量。首先美国取得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然后利用这种秩序处理美日关系。此外，美国为鼓励日本效忠自己的阵营，向其提供国内市场。
更重要的是，二战后在美国促进、协助下，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确立了民主制度，培养了大批精英。在战后70年中，这批精英成为美国影响力制度化的忠实助手。但也不要以为美国对日政策是二战后一夜中实现的。早在明治维新前后，就有大量欧美人在日本活动，传播西方价值观。同时，日本国内涌现出一大批启蒙学者，提倡“一切以西洋为目标”。至二战结束，西方价值观已通过日本教育系统，在将近一个世纪期间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各个角落。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即使将其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发展到极致，也只是足够自身防卫。二战以来，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单用军事力量来成功压服哪怕一个小国。苏联在匈牙利、捷克以及阿富汗的教训，美国在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的教训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小国弱国不是靠武力就能压服的，那些国家的反抗还可能导致大国走向衰落。
日本对美国存在一种复杂的心情。战后大众社会兴起，在日本造成对美国文化的崇拜，但日本对美国占领和霸权政策也有或明或暗的抵抗。在早期日本有声势浩大的反日美安保条约社会运动，而今天则存在反基地、反集体自卫权社会运动。
今天，中日两国民众都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成为近代中国建设的契机，抗日历史与国家建设记忆并存。对日本来说，近代日本最“辉煌”的记忆之一，正是来自对中国侵略获胜、“压服”中国的“狂喜”。在今后乃至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期间，这种相反的国家建设记忆仍将继续存在。但另一方面，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政治力量的对比，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却不断催促中日两国切断民族主义的循环，修补、发展双边政治、社会关系。今天，正视中日关系的复杂背景，放弃“压服”思考，冰封对立，对两国来说都是一种现实选择。▲(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