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思想间难以理性讨论交流，习惯相互指责和扣帽子，已经成为中国舆论场的常见现象。许多人喜欢简单地用“左”“右”概念指责不同意见，而左右标签一经贴上，相关分歧就会变得势如水火。这种滥用左右概念的做法如不改变，社会恐难形成基本共识。
“左”“右”被滥用跟两者的意指含混有很大关系。从原初意义看，“左”主张激进变革、剥夺世袭特权；“右”主张温和渐变、保持旧的传统与权力。到了20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运动中又出现“左倾”与“右倾”，这使左和右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左倾是指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倾向；右倾是指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客观情况之变而变。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左”“右”的意义在中国再度发生翻转。“文革”的政治路线被界定为极左，因此反左成为改革重要任务之一。拒绝接受改革通常被界定为极左和保守；“右”则通常被界定为引进和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激进主张。
“左”“右”这对概念的历史沿革决定了二者的尖锐对立。思想讨论的双方一旦以此界定对方，就很容易将讨论升级成观念上的政治斗争，变成真理与谬误之争。正因如此，如今以左派或右派自居的人常会赋予自我政治正确性和历史正义性。左派认为他们代表上个世纪的正确传统，右派走的是邪路；右派则认为中国反左向右转才走出历史误区，只有“右”才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左”派是走老路。
但实际上，现在很多有关中国现实的不同看法与政治正确或道德感并无多大关系，左和右跟政治正确与社会进步更无必然联系。在今天复杂多面的中国，社会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也不都是政治上的分歧。如果继续用“左”“右”这两个出自政治斗争的概念来观察和解读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就有可能把复杂中国简单化，把原本有着正常分歧的思想观念敌对化，甚至断送两者最终归为正向合力的可能。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思想界或舆论界很多。比如，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改革是应当用理性预先构造蓝图，还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是继续坚持实践检验真理，还是把某种现成的意识形态作为真理的标准？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左右之争，不如说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如何平衡的问题。
再如，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大成就是不是因为坚持了循序渐进的改革，而没像俄罗斯那样实施“休克疗法”？亦或如某些人所言，循序渐进的改革已使中国发展步伐放缓，因此亟须一个一揽子计划进行彻底变革？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左右之争，不如说是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之争。
还如，在全球竞争中，国家和民族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是否中国实行了西方那套制度，就能化解与西方的矛盾甚至解决周边领土争端？世界公民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否已成现实？世界各国利益冲突的解决是靠公民个人或企业自身能力，还是要以国家力量为后盾？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左右之争，不如说是普世主义与爱国主义之争。
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思想意识复杂多面，无法简单用“左”“右”概括。如果意见分歧各方能放弃“左右之争”的框架，不再乱扣帽子，而是以更多元的视角和更理性的态度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探讨，或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改革和社会治理。(作者是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