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刚专栏
“释正义”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举报点燃了这个本就炎热的夏天。
近日，化名释正义的举报人再向多家媒体发送猛料，披露更多指称释永信与一刘姓女子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细节。这批新材料包括7页的“公安笔录”复印件，其中1页是2004年5月29日释永信接受郑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询问笔录”，其余6页是同年6月2日上午对刘某某(女)的“讯问笔录”。在释永信的“询问笔录”中，释永信称刘某某“敲诈自己”。“询问笔录”仅有1页，未涉及通奸的内容。而在刘某某的笔录中刘某某称，自己2000年和释永信在郑州某酒店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此后的4年中，两人又先后在香港、深圳、郑州和登封等地发生过“一二十次”性关系，其中还有一次导致她怀孕。刘某某还称，因为释永信曾承诺帮她解决佛像的事情，但一直拖着不办。她担心释永信不认账，还保留过发生性关系的证据，并交给深圳某医院的王某保存。刘某某的两份笔录上，每一页都有她的签名和手印。
对于以上笔录的真伪，目前，办案的郑州警方和释永信方面均未作回应。倒是有人就此笔录举报作了法律上的评价。如有的观点认为，这些“公安笔录”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理由是警方办案的笔录并不代表内容真实客观。而且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是“国家秘密”，不允许外泄。还有观点指出，不管笔录真假，释正义已经侵犯了释永信和刘某某的隐私权、名誉权。如果笔录是假的，释正义则可能因侮辱他人而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是警方内部人士将笔录外传，泄露笔录的公安人员轻则将被警告或者调离公安队伍，重则涉嫌滥用职权罪。同时，泄露笔录的公安人员还要承担对笔录的当事人进行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的民事责任。
然而，上述“公安笔录”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国家秘密”吗？
该法第9条明确规定：“下列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其中第(六)项的规定是“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在这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当然受前面“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制约，并不是任何侦查犯罪的活动都属国家秘密。过于宽泛地理解“国家秘密”反而不利于保护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秘密。很显然，上述笔录只是公安机关调查一起普通的敲诈勒索案，并牵涉当事者的通奸事宜，难以上升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层面。至于说曝光笔录，轻则侵犯个人隐私、名誉，重则涉嫌构成侮辱、寻衅滋事犯罪，或者是公安人员滥用职权罪，这实在是言重了。如果真的是少林方丈与他人通奸闹到了公安机关，这样的信息该不该公开本身就值得研究，但至少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比较来看，将这样的事情大白于天下比遮遮掩掩、瞒着蒙着有意义得多。即使偷出这样的“笔录”加以曝光不甚妥当，但其危害性不至于达到犯罪的程度。反之，如果以上笔录属于虚构，举报者的确涉嫌侵犯他人名誉，对此被害人可依法追责。但因相关笔录上只有文字及有关人名(包括签名)的记载，又没有国家机关的印章，所以也不属于公文、证件的性质，不构成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
如今，举国上下关注这次“举报”，是因为释永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少林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实际管理者，有责任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释永信还任第七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第六届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对于公众人物的举报，尤其是爆料具体、言之凿凿的，有关方面有责任先查被举报事项，而不是先猜疑举报人的动机，甚至扣上诬告、侮辱、诽谤、侵犯隐私等帽子。其实，刑法将侮辱、诽谤罪设为自诉罪的意图很清楚，那就是让被认为受了侮辱、诽谤的人自己去控告，这不是公权力管辖的事儿，公权力就不必着急。
当然，争论归争论，对于这次举报风波，所有的人最期盼的无疑是给个说法，而且是个泾渭分明的说法。少林寺这些年来时不时有风风雨雨飘过，但印象中似乎并没有一次有过一个权威的结论。如今的佛门圣地并不清静，即使在崇尚佛教的泰国，近年来僧侣生活奢靡，甚至吸毒、性虐等丑闻也屡遭曝光。去年韩国汝矣岛教会创始人、著名牧师赵镛基因渎职及贪污被判刑，更是让很多人的信仰遭受不小的冲击。这次或许轮到我们了，只要下决心去查，无论是两个身份证也好，结婚生子甚至与人通奸也罢，没有查不清的事实。何况释永信本人也表示了：这次一定做个了断，给社会各界人士方方面面都有个交代。不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个交代，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