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危艾滋病人接受手术鲜血喷涌 沾染九名医生

　　本报记者 高剑 本报特约记者 怀玲 刘志华 广州报道

　　没有人愿意再提那一场急救手术，尽管那是一场非常成功的外科手术。

　　医生们如此，医院的行政人员也如此。“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一场手术，没有必要再谈了！”——他们这种回避的态度使每一次采访，刚开了头便 迅疾夭折。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提及那场手术，不免要涉及到那9位参与手术的医生。而这些医生的遭遇却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一个和九个

　　9名医生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原因是那场成功的手术出了“意外”。

　　手术进行的时间是7月23日，地点是广州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当天中午，一名满身刀伤、昏迷不醒的中年男子被120急救车送入医院。知情者说，当时，这名男子手和脚的肌肉、筋腱均被砍断，血肉模糊。急诊科医生打开裹在四肢上的简单包扎查验伤情时，伤口的血顿时喷涌出来，溅至两名急诊科医生的身上、脸上以及眼中。

　　后经了解，这名30岁男子为山东籍，曾经在四川某地当过武警，退伍后一直未有固定职业。他曾因伤人入狱，出狱后在广州白云区江夏村赁屋而居，平时靠在火车站附近倒卖度日，此次受伤系仇家报复。

　　7月23日，6名仇家冲进他居住的出租屋，1人拿铁锤，其余5人手持西瓜刀，对着他的手、脚一顿猛砸猛砍，他顿时不省人事。后来，邻居报了120，急救车才将他送到医院抢救。

　　由于伤势严重，医院直接将其送入手术室急救。

　　据知情者透露，当天参与急救的医生有一半是骨科大夫。医护人员经过6个小时的手术，将伤口一一清理缝合。手术中，由于伤者出血不止，有的医生的手术衣、口罩被血浸透，其中一名来实习的外科研究生的手指被针扎破。

　　急救非常及时，手术也相当成功。这名山东籍男子很快脱离了险境。

　　但三天后，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血液检验结果显示，这名男子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意味着，与这名病人有过血液接触的9名医生，有被感染的可能。

　　特殊的“例外”

　　“我们管这个叫职业暴露。”8月27日，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艾滋病防治科的工作人员如此解释。“一旦发生职业暴露的话，就有感染的可能。”

　　在第一附属医院9名医生发生职业暴露事件之后，曾有人批评这些医生们违反了正常的操作程序。

　　按照正常程序，在手术之前，医院应该对病人的血液进行检验，以防病人带有传染性病毒。如果经检查发现病人携带艾滋病病毒，医生会格外小心。

　　事实上，由于地处广州北郊的三元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平时在救治病人时更为谨慎。三元里虽是当年抗英重地，但由于地处广州北郊，外来人口众多，一度成为“流莺”、吸毒人员、大盗宵小的聚集地，治安状况较差。2001年前，三元里甚至是“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

　　“平时接诊，一旦发现病人身上有注射毒品的针孔时，我们都会非常小心的。”一位医生说。

　　但他不认为，7月23日那天没有进行血液检验就进行手术，是那9位医在程序上有所疏忽。“没有时间。当时的情况是病人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等走完正常程序，说不定那个病人就救不过来了。”

　　他的这一观点不乏支持者。8月25日晚，在第一附属医院的急救室，一位实习医生说，手术前的血液检验确实可以增强医生的安全保障，“但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你是医生，你首先得选择抢救病人”。

　　“医生这种职业也是有风险的，不仅是在非典那种特殊状况下。”他说。“好事不能说”的尴尬

　　然而，艾滋病不是非典，它对人们的杀伤力远大于人们对非典的恐惧。

　　“非典纯粹是一种疾病，而艾滋病不一样。它还存在一种非常大的心理负担。得了非典之后，你可以告诉任何人你得了非典了，但艾滋病就不能够告诉别人。”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尽管从医学角度看，艾滋病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其实很脆弱的。”

　　7月29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9名医生被该院组织起来，来到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填表登记，做血液检验，并进行艾滋病的知识学习和心理辅导。

　　专家说，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有伤口接触后是否会被感染，与病人血液里艾滋病病毒的浓度、伤口深度和面积有关。

　　“我们一位医生的手指虽然被针扎破，但手套对血液有一定的过滤作用，综合评估医生们的情况是乐观的。”第一附属医院院办的方宁副主任说。

　　8月8日，医生们第一次抽血化验结果显示，9名医生均为阴性。

　　专家说，但由于艾滋病的窗口期长达半年，所以仍未能完全排除被感染的可能。这9位医生要接受一年的医学观察，除了第一次抽血检查外，还要在6周、12周、半年和一年进行4次抽血化验。

　　“目前医生们的情绪大多比较稳定，还在正常上班。”方宁说。但即便如此，方宁始终不愿透露这些医生的姓名。

　　方有顾虑。作为主管宣传的行政人员，方曾在8月中旬时，向当地媒体通报了该院9名医生因抢救病人遭遇“职业暴露”的消息。

　　“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足以展现那几位医生的高尚医德。谁料事与愿违……”方承认消息出来后，不仅他的压力大，同时那几位医生也承受了巨大压力。

　　一件好事反而因宣传受到压力，原因何在？一位熟悉医院宣传报道口径的人解释：问题就出在艾滋病上。他说，这种消息一方面使外界认为这家医院病人太杂，不安全，影响医院的形象；另一方面“可能会感染艾滋病”的这种猜想，会给这几位医生带来不理解和歧视。

　　“真的是有感染意外发生的话，那么他也不愿意对外公开，因为像这种事可能容易受到其他人歧视。就算你可能还没有发生感染，还在观察期，讲出去就会受到其他人的排斥。”蔡卫平是国家艾滋病防治协调专家组的成员。他所在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广州市艾滋病患者的指定接受医院。

　　“像这种事你老是去问他干吗，本身受了伤，你还在伤口上撒把盐。知道的范围越窄越好，没有必要让那么多人知道，你还要给他宣传干吗？”

　　蔡主任认为，在对于艾滋病的问题上，“社会的接受心理还是非常脆弱的”。

　　9起类似的遭遇

　　在采访中，记者获知，类似于第一附属医院9名医生的情况，广州市医疗卫生系统今年已发生了9起。

　　有知情者说，所有当事人都在接受严密的观察，有的正在服用药物进行艾滋病的预防。但是这些药物有类似癌症化疗药的副作用，服用后会出现掉发、恶心等症状。

　　“目前国内尚无一例因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的报告。”蔡卫平解释，医务工作者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针具刺伤后，发生病毒感染的几率为0.33%，粘膜表面暴露(如眼角膜接触了携带艾滋病病毒的血液等)的感染几率为0.09%。

　　但问题是，随着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数量的不断增长，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就我所在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即广州市传染病医院)来看，因为医生处于职业暴露状态而发生的医生感染事件其实已经有很多起了。比如在治疗艾滋病时，我们医院就曾经有护士或医生因不小心弄破了手上的皮，而不得不吃一个月的药，以防万一。”全国艾滋病预防小组副组长唐小平说。

　　“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医院曾经有一个刚刚怀孕的护士，就是在救治一个艾滋病患者时，不经意被针头划破了手臂，最后，为了安全起见，她把好不容易怀上的小孩给做掉了。”

　　事实上，由于并不能完全排除感染的可能性，一旦“职业暴露”之后，医护人员依然会有巨大的精神压力。

　　“职业暴露以后的心理压力绝对是很大的。因为暴露以后也存在感染的可能嘛！”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普遍呈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是：恐慌、畏惧，还有焦虑。”

　　记者试图进一步了解这种心理压力的程度。于是，这位工作人员给了这样一个答案：人面对死亡是什么一种心理状态，你可以想象的。

　　事实上，这种压力不仅限于“职业暴露”的医护人员本人，恐惧和麻烦还可能在他们的家庭中蔓延。

　　“不说别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这一年的观察期内，正常的夫妻生活难道就不受影响吗？”采访时，一位医生如此感叹。

　　12位人大代表联名上书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9名医生“职业暴露”事件之后，一份由12位广州人大代表在年初提交的议案，再度为人们所关注。在这份由全国艾滋病预防小组副组长唐小平连同其他11位人大代表提交的议案中，建议由政府出资，建立艾滋病职业暴露预防基金，同时由财政、卫生、社会劳动保障、民政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职业暴露感染保险制度。

　　“1995年以来，医务人员和警务人员面对职业暴露时间明显增多。”唐解释，“由于目前全国尚没有真正能够解决后顾之忧的办法，使得众多医生(尤其是与传染病打交道的医生)长期处于职业暴露状态，并且随时都有可能被传染病感染的危险。这不仅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生个人来说，也是极大的伤害。”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广州不少有条件的医院都为医务人员集体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这是保证医院发生医疗纠纷时，保险公司能够承担起理赔的责任。但是，目前还没有听说哪家医院为医务人员集体购买个人健康险。

　　而且，在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艾滋病并没有被列入法定职业病的名单之中。

　　“一旦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感染了艾滋病后，并不能享受职业病法的保护。但按照职业病的定义，凡是在职业活动中接触到职业危害因素而出现的疾病都应受到保护。”一位职业病法专家在非典疫情之后，也曾提议修改和完善《职业病法》，“这对医护工作者是不公平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在非典疫情中，很多医护工作者感染了SARS病毒，但他们却不能享受《职业病法》所规定的合法权益。”

　　事实上，12位人大代表提出如此议案的初衷，也考虑到目前的公费医疗、工伤补助等费用，不足以抚慰因职业暴露给医护人员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害。

　　代表的建议很快有了回应。

　　8月15日前后，广州市有关机构就此建议给予了答复。

　　广州市卫生局的答复是：倘若专门成立预防基金，运作成本将会加大，容易造成资金沉淀，审批手续也较为繁琐。建议采取专款专用的方式，由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预算，向财政部门申请加大这方面的专款投入。

　　据了解，广州市去年安排有医护人员职业暴露风险专项资金40万元，另有30万元用于HIV职业暴露预防药物储备和事故调查处理经费。今年将根据财力状况和艾滋病工作开展需要继续安排专项资金。

　　关于建立保险制度问题，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则提出：已参加社会工伤保险的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人员感染了艾滋病的，可按《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有关待遇；如果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已参加本市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其医务人员和警务人员因职业暴露而患上艾滋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与其他疾病一样，属于公费医疗范围或基本医疗范围的，按规定比例记账报销。

　　8月16日，广州本地的《新快报》报道称，广州市740万元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已经到位。其中，700多万元的专项经费将用于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接触感染艾滋病后的医疗费用、补偿费用以及建设艾滋病安全药物储备中心。商业保险何时能够登场？

　　“实际上，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感染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如果有保险公司去做，应该是有利可图的。”蔡卫平认为，在对于医护人员在“职业暴露”后的救助问题上，政府要承担起一部分责任，但更重要的责任应该由商业保险来承担。

　　“我们国家的保险公司正是因为对艾滋病也不了解，不敢设这个险种。”蔡说。

　　与蔡的观点相似，唐小平也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医院或者某个地区的卫生局或卫生厅能够办到的，只有国家认识到这一点，才有解决的办法。实际上，在国外，处于职业暴露的医生都能够享受到保险公司提供的一种专门对他们的险种，而且这种险种确确实实能够解决这些职业医生的后顾之忧，这一点应该值得我们国家借鉴。

　　据熟悉保险业的人士介绍，中国的保险公司不设立艾滋病险种的理由是，对艾滋病本身的抗病毒治疗和由艾滋病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的治疗及控制所需提供的医疗服务具有难以估测性和超高额性。

　　但专家认为，从目前艾滋病的发展事态看，艾滋病显然不单纯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艾滋病患者无法像其他疾病患者一样，享受社会救助，享受商业保险提供的治疗资金的保障，反而极易成为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不利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而对于经常面临感染HIV危险的医务人员而言，他们的存在对在世界范围内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是必要的。对于他们的工作热情的激励，仅靠单纯的精神上、道德上的支持和鼓励是不够的。

　　“只有把他们纳入商业保险的保护，才能真正保护他们的利益。”为此，有法学研究者甚至提出建议，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角度，必须以公权力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私权利进行干预，规定涉及艾滋病的保险免责条款无效。

　　事实上，记者截稿时了解到，国内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尝试对艾滋病的问题“解冻”。

　　有消息称，4月份的时候，一项包括为医护人员在工作期间感染艾滋病提供保险在内的健康型保险业务，在中国北部省份黑龙江投入试点。这项名为“健康天使”的重大疾病保险业务由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牡丹江中心支公司推出。

　　另外，8月初，太平人寿也在北京推出一款名为“太平益康”的健康险产品，将“经输血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纳入保险责任。

　　也许，这是一个信号：商业保险这个主角开始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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