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之纯

　　9月15日《楚天都市报》披露了艾滋病患者难倒民警的消息：一感染有艾滋病毒的男子屡屡持刀抢劫或讹诈，“甚至每天都作案”，然而警方每次抓获却又每次都不得不将其放走，因为对艾滋病患者“医院不敢收，看守所不能收，派出所依法留置又不得超过24小时。”因此其至今仍在逍遥法外。据悉，很多地方的警方都曾经遇到过类似难题。如杭州警方今年3月在一次活动中，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中有5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对这5人警方当晚无奈释放。

　　罪犯以艾滋病毒作要挟作盾牌，听起来够滑稽，然而这样的荒唐事情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生活当中。罪犯的逻辑之所以成立，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一点：警方以及全社会坚守的人道主义底线；执法过程贯彻的人道主义精神。我国法律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等严重疾病的违法犯罪人员，在作出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处罚决定后，可监外执行。这样的决定本身，是为了照顾这些违法犯罪人员的健康权利，让他们能够得到较好的照顾和治疗。

　　这其中体现了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原则本身并没有任何错误。之所以从这么好的出发点却衍生出似乎如此荒诞的结果，我觉得原因在于我们对“人道”概念的理解过于空泛和偏颇―――为人道而人道，在惩罚罪恶时过于强调文明的基调和人道的况味，实际上已经陷于对善念的盲目依赖，对罪恶的不当宽恕，从而“人道“成了东郭先生，“人道”成了那位救蛇的农夫。应该认为，这实际上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人道”精神有全面、系统的体系，有具体的体现方式及操作手法。可以说，其实和所有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及道德观念一样，“人道”，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不是空泛的“文明”、“博爱”、“权力”等华丽词藻。“人道主张”不仅要能“规划世界”，还要能“管理世界”，要能造福社会。譬如对艾滋病患者犯罪的问题，在认识上固然也要从“人道”的基准概念出发，但这个“人道”应是个“大道”，着眼点应该在更广泛的人群是否利益会受到损害上，不能用对罪犯的有意或无意宽容来博取“人道”的虚名。

　　对善的十次褒扬，不如对恶的一次纵容对社会的影响更大。若果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如何处置违法犯罪的艾滋病患者，就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毕竟艾滋病患者不多，犯罪错的就更少，处理这样的事情难处并不在成本，而在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