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湖南《娄底日报》的政法记者伍新勇通过掌握一些官员的隐私把柄，控制操纵这些官员，利用这些官员大肆敲诈勒索，或插手地方干部人事任免，成为了称霸一方的“地下组织部长”，日前终被绳之以法。伍新勇现象其实并非个别，浙江瑞安的“陈阿太”、贵州的陈林、湖南的“小妹”等等各是一例。联想到近期一些地区频频暴露出来的冒充妓女写信敲诈党政干部案件，人们不禁担忧，在我们干部队伍中间，还有多少人受制于犯罪分子？

　　伍新勇的手段无疑是极其卑鄙的。据报道，伍新勇曾经把一些官员带到他开设的按摩店里玩乐，然后叮嘱卖淫女悄悄地将“物证”带出，凭此到他那里领取额外奖金。而他则将“物证”存放在冰箱里，日后以此“拿捏”官员。官员们都怕被揭短，为了名声荣誉，官袍权位乃至身家性命，莫不受制于此，以求躲过一劫。而伍新勇则藉此为自己牟利打通各种关节，屡有丰厚斩获。从伍新勇一案，我们不难发现，当地从一些官员到记者，再到商人，以隐私为商品，似乎形成了一个交易链。在这个特别的交易链中，官员、记者和商人都获得了各自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却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伍新勇一案给我们的警示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后果，严重暴露了一些地方权力运行机制中的弊病。干部的任用选拔，要走推荐、考察、讨论、公示等一系列规定程序，这都是早有明文规定了的，但在某些地方，所有规定的内容几乎成了“摆设”，官员任用上的小圈子化，使得个别关键人物可以决定地方许多官员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往往只要控制“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可以控制一个地方的大多数官员而为所欲为。伍新勇深知官场之道，他正是通过引诱拉拢少数关键的官员，达到了控制一批官员的目的。

　　其二，伍新勇的背后牵出了一个个“问题官员”，他们之所以掉进了伍新勇精心设计的陷阱，关键还在于这些干部的自身。他们的行为不检点，贪污腐化，给了伍新勇有机可乘，为伍新勇制造了“生财之路”。伍新勇固然卑鄙无耻，但贪官污吏的秽行恶为也令人唾弃。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官员腐化堕落的变化轨迹。

　　其三，我们的监督机制存在某些无法回避的缺失。为什么我们的监督部门对官员的腐败堕落总是“后知后觉”，而伍新勇之类却能及时加以“利用”？现行的监督措施能否应对日益复杂的官员腐败？如果监督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能够时时提醒、告诫，一些干部也许就不会从人民公仆蜕变为犯罪分子的马前卒。

　　伍新勇倒下了，但他搜集的那些官员的“物证”还存放在冰箱里，其DNA还在。如何处置这些肮脏的证据？一些人认为，应该将这些DNA化验出来，让这些“问题官员”彻底曝光。也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将这些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的东西彻底销毁，防止其继续害人。笔者认为，在官员的私德与公益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如果官员私德有亏，但其并未因此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应该依照党纪政纪处理；如果官员参与了权色交易，给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失，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应当允许官员犯错误，但是，如果由此而给国家带来了损害，官员则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伍新勇一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它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伍新勇曾是一个传媒人，他挟舆论工具谋取个人不法利益，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某种倾斜。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他所从事的新闻职业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扭曲，使得正常的舆论监督成为了不良记者牟取私利的手段。当今，在一些大案要案的背后，经常发现有一些记者活动的身影。这些记者不是伸张正义，为民请愿，而是为一些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权钱勾结摇旗呐喊。伍新勇则将这一类记者的丑行发挥到了极致，他以隐私相威胁，公开插手地方党政事务，为非作歹，称霸一方。

　　应该看到，中国的传媒业发展处在关键时刻，个别媒体在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下，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进行“集体敲诈”，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在这些媒体上，没有真相，不讲公信，只有利益。一些媒体千方百计地与政府官员拉上关系，利用舆论的影响，与官员结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如果新闻从业人员不能坚持党性原则，不能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不能保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而是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愚弄百姓，那么这样的新闻从业人员，乃至新闻媒体迟早会被公众所抛弃。

　　伍新勇是一面镜子，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官员的腐败，一些记者的贪婪，一些商人的无耻，也看到了某些地方权力运行、传媒管理、市场规范等等方面的缺失。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虽然伍新勇被捉拿归案了，但如果我们的官员“痛处”不绝，那么后来的张新勇、李新勇、王新勇还会出现；如果一些地方干部任用不能坚持按规定进行，仍然是个别关键人物说了算，那么“地下组织部长”们仍会蠢蠢欲动，觉得将一些关键领导作为“猎物”，是成本很低的牟利之道；如果我们的监督部门的工作方法不能与时俱进，作用滞后，那么官员“落马”的现象仍旧难以明显减少。教训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训啊。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