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记者程瑛报道

　　春节就像年轮，用太多的细节，刻下了中国这棵大树的成长史

　　20世纪刚开头的某个春节前，北京一户贫苦旗人家，年幼的男孩忙不迭地给为人洗衣谋生的寡母打下手儿──送水、递烙铁。后来成为作家老舍的这个小男孩，当时对过年有着简单直接的期待:“我必须这么做，以便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计来，增加收入，好在除夕与元旦吃得上包饺子！”

　　年关

　　一个世纪前穷人家的简朴春节，老舍在他的半自传性作品中这样描摹:“我们的收入有限，当然不能过个肥年。可是，我们也有非办不可的事:灶王龛上总得贴上新对联，屋子总得大扫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经不齐全的铜活总得擦亮，猪肉与白菜什么的也总得多少买一些。由大户人家看来，我们这点筹办工作的确简单的可怜。我们自己却非常兴奋。”

　　在20世纪的上半叶，“年关”更意味着欠租、负债的穷人要过还债之关。在文艺作品中，这样的场景我们并不陌生：风雪大年夜，凶神恶煞般的地主逼债上门、肆意抢夺，穷苦人躲藏哀告，难逃劫掠。

　　辽宁山村少年高玉宝的腊月年根，父亲被地主抵赖工钱，还遭到毒打，家中的救命粮被保长抢走，田地被强占；河北村姑喜儿的除夕夜，还没来得及品味二尺红头绳带来的喜悦，爹爹就被逼自尽，自己也被地主黄世仁霸占。

　　在江南，过年一样令人胸口憋闷。鲁镇礼神祭祖的新年前夜，是祥林嫂的“赎罪”之夜，那幅沉重的门槛压得她抬不起头;对于林家铺子的林老板来说，新年的夜晚则是逃亡之夜，这个在乱世中兢兢业业却难免破产的小业主，只是上世纪30年代那个混乱、颓败、崩塌的“新年”的一角。

　　穷人过年关，还有这样的辛酸故事：买不起肉，待客时就把肉块用线穿起来，客人只能看，不能吃，叫做“看菜”，一碗“看菜”可以摆过整个正月；有户人家，丈夫除夕夜尚未拿钱归来，家中已近断炊，女主人听得邻家准备年菜的砧板声，愁苦至极，又怕自己家中没有砧板声惹人笑，便拿刀空斩砧板，一边潸潸落泪。

　　幸福

　　“穷人”这个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消隐。刚刚摆脱压迫与屈辱，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特别有幸福感。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1950年1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一篇民间歌谣:“古往今来多少不平的事，越到新年越显然:你看那，有钱的吃的本是鸡鱼肉，海味山珍样样全，没钱的白受了一年的累,吃一顿咸菜窝头也怪难……”既是提醒人们勿忘阶级仇，也是为过去作个了结。过年，意味着“忆苦思甜”。

　　1957年2月3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题为《一户普通人家的大年夜》的文章，谈到一家十口的年饭，户主鄂老太太说:“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这户旧社会曾典当度日的城市平民家庭如今节日气氛浓郁:饭桌上悬了两个红纸灯笼，把整个屋子映得通红。桌子上放了瓜子、花生、橘子，还有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1954年春节刚过，中央决定正式兴建武汉长江大桥;1958年除夕，十三陵水库工地上，2.7万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彻夜回响；1959年春节，前苏联表示将帮助中国建设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劳动最美”这句50年代人们最爱说的话，在过年时也能听到。

　　紧巴

　　1961年的春节，贵州都匀的一个小姑娘勒紧肚皮，省下半斤定量，在街道公社食堂买了一只5两5钱的大馒头，寄给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的妈妈和弟弟。

　　20世纪60年代的春节，北京居民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每户的购货本上还能多二斤富强粉、一斤黄豆、二斤绿豆、几斤小站稻和五斤鱼。勤快的主妇们全凭巧心思用这些有限的素材操办全家过年的一日三餐。

　　大白菜是百姓的当家菜，春节菜谱里主妇们用它变出的花样差不多能摆一个白菜席：芥末白菜墩、菜心拌凉菜、五香辣白菜、腌白菜、醋熘白菜、炒酸菜或炖酸菜、油泼霉干菜等。

　　出身工人家庭的歌手王洁实说，那时家里没有太多的钱买炮，就买两毛钱一挂的“小鞭儿”，100响，拆散了能放十几天;人人都穿补丁衣服，不敢想能从头到脚一身新，有一件衣服是新的就很满足了。他印象最深的，是用那种装45斤面粉的口袋，染黑了做成的“新衣服”。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很穷。

　　1962年到1968年，大批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奔赴“广阔天地”，年复一年地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

　　有文章这样写道：集体性是60年代春节的特征。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

　　排队

　　38岁的杨凡对于70年代过年的印象是没完没了的排队。那时上小学的他，经常要承担起这个家庭重任。一次听说供应便宜猪肉，他们一家四口凌晨4点就在严寒中赶到肉店，费了很大的劲买到的猪肉却有股怪味。杨凡印象中排队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为了买鱼，整整排了8个小时。

　　短缺经济的时代，人们的消费主题是“抢购”，要想吃一顿稍显丰盛的年饭对人有许多要求:好身体、有耐心、肯起早贪黑等。

　　家在一座南方小城的王先生说，他对过年的印象是磨糯米粉。过年前10天左右，妈妈就买来春节才凭票供应的糯米，一般有十几斤，淘净浸泡在缸里。磨糯米粉用的石磨，因为家家要用，所以必须事先向石磨的主人说好，排队使用。推磨的任务差不多都由王先生担当，几小时下来常常腰酸背痛，但是想到大年初一能吃到细软香甜的汤团，就觉得再辛苦也值。

　　茫然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时，王蒙笔下回家过年的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正身处拥挤不堪的闷罐车厢。这位刚刚出国访问归来的科学家一边欢呼“谢天谢地，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一边又有点丧气地感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中国人怎么还是这么穷！当然，最终是一台用来学外语的小录音机播放出的“春之声圆舞曲”令他欣然前行。

　　而在中国北方的陕西和南方的浙江，从没听过“春之声”的两位家庭主妇，却都在年前算计着如何用手中有限的粮票换来尽可能多的鸡蛋或鸭蛋，给简单的年饭添一道好菜。

　　陕西的周妈妈用40斤全国粮票换了10斤鸡蛋，她没敢换得更多，担心万一再有饥荒粮食不够吃，可是没想到几年后，攒下的数千斤粮票一昔之间成为废纸;浙江的汪妈妈偷偷摸摸地跑到近郊一座废弃的仓库，用20斤本地粮票从农民那里换来40只鸭蛋，“像作贼一样”。

　　1981年，北京居民春节每户供应4-8元一斤的花茶二两，大料、黄花、木耳各一包，大白菜20斤，一斤粮票豆腐及一斤粮票豆制品。部分小吃店增添了平时不供应的“蜜三刀”等小吃。1983年，春节所在的二月份城镇居民每人供应富强粉三斤、小杂豆一斤、江米一斤、花生油四两、香油一两、花生半斤、瓜子三两、麻酱一两、鱼两斤(定量内每人保证半斤黄鱼)。而到了80年代末，不少中国人过年都用不着再为米、面、鱼、肉奔忙了。

　　纷繁

　　最近的十几年，短缺阴影的消散、经济的速跑、社会的开放，让生活显得空前多元而纷繁，过年也越过越有“新意”：家宴挪到酒楼吃，出国旅游度假忙，电话网络好拜年。而在一片缤纷、喧嚷之外，许多似乎与潮流格格不入的人们更需关注。但新时代会笑话“忆苦思甜”吗？

　　时任山西长治市委书记的吕日周，新千年春节前的农历腊月廿八，在沁县新店村遇到了多年未领到津贴的伤残老军人杨老汉。杨老汉说：“你听听今年我们家怎过年。前几天，老伴看我过年没有新衣服穿，把家里箱箱柜柜翻个遍，从犄角旮旯找出分分毛毛发了黄的钱，放在手里数了几遍，只有一块两毛钱。老伴把钱拿到供销社，反复问人家能买个啥？再三盘算也就只能买一双袜子。就一双袜子，老汉我有了过年的新穿戴！”

　　2002年12月31日，新华社报道，山东省蒙阴县60岁的农民王富合因为今年的大旱颗粒无收，9月份家里只剩下几十个玉米棒子，喂的兔子都饿死了。“旧社会穷人怕过年，过了年就是青黄不接挨饿的时候。俺今年遭了灾，可政府给了俺老两口救济粮，一直给到明年5月份。”王富合说，“政府给了麦子，闺女给了油，儿子拿来了两棵白菜，过年咱也吃饺子！”

　　2003年1月底，关于春节联欢晚会是否应当办下去的争论依然扰攘不休。12岁的北京小学生于洋把家里的25英寸彩电送到了北京青年报。这家报纸正在发起一项捐赠活动，号召市民捐出不用的彩电，送给京郊没有电视、看不到春节联欢晚会的贫困者。在京郊庄户台村，71岁的村民王永宽得到了一台捐赠的三洋彩电。“俺高兴得一宿没睡好，直到天亮才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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