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曹明发自北京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国后一直奉行的“以政治为中心”的思想得到了纠正，“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成为每一个中国公民耳熟能详的话语。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带来的是此后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此次两 会在北京的召开，“以人为本”的新科学发展观又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为此，《青年参考》记者采访了两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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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展 开了对话。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问题专家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家

　　《青年参考》：您是如何看待“新发展观”这一概念的？

　　胡鞍钢：这种新的发展观应该称为“第二代发展战略”。1978年，邓小平曾提出过一个发展战略，主题是加快发 展、不平衡发展，倡导“先富论”，而第二次发展战略，也就是现在所提的新发展观，主题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 展，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的“共同富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投资于人，发展人的能力。

　　胡星斗：新发展观实质上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一思想进行反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要坚持，但是 协调发展也同样重要。

　　《青年参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转变呢？

　　胡鞍钢：这次提出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挑战的一个积极响应或主动回应。就目 前来讲，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 协调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五大挑战，而科学发展观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胡星斗：这是一个理念上的重要转变。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不平衡的发展观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特别是自去年以来，上访不断、非法征地、拆迁问题激起民愤，还有环境污染、农民负担等问题都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也会动摇政府的合法性。

　　《青年参考》：新的科学发展观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胡鞍钢：贫富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隐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说过，穷人和富 人之间的收入悬殊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也将最终令富人不安，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贫穷总是动乱的温床。

　　早在1995年，在当时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了“坚持地区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方针，而 之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已经体现了地区协调发展的思路。到了去年，SARS危机的出现及其深刻教训，使我国加快 了从第一代发展战略向第二代发展战略的转变。

　　抗击SARS的斗争，充分暴露出中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薄弱，这方面亟待加强。中国政府应该通过科 学的发展观来完成从“统治型政府”到“治理型政府”的转变。

　　胡星斗：新的发展观能够让官员的政绩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科学的发展观下，官员的政绩考核应该以民意为基础 。政府应该授权一些民意调查机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一个官员无法令人民满意，他就应该下台。

　　《青年参考》：新发展观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胡星斗：“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认为最大障碍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和 制度缺陷。举个例子说，新发展观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但是如果允许农民工子弟进城读书，一个城市每年就要损失很大数额的 赞助费，这是教育利益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中国目前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许多搞政绩工程、掠夺农民的官员得不到 应有的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才能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目前可以实现的是加大人大的监督职能，对各 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且应该授权人大罢免那些失职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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