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高校开办性学课 带领学生大声读性

　　“性——”一百多名学生异口同声地念着一个字。这不是小学的语文课，这一幕发生在甘肃省重点高校——西北师范大学的田家炳书院106教室内。

　　一个极其普通的星期三的下午，能容纳120人的大教室里几乎坐满了学生，他们正在上一门今年才开的选修课——《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学》，这个名字对这门课程来说也许不够确切，徐兆寿更愿意称它为“性学课”。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讲师，也是这门《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学》课的授课老师，但他似乎更喜欢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作家。

　　作为作家的徐兆寿的确更为出名。

　　2002年，一部关注当代大学生性心理的小说《非常日记》因涉及大胆敏感题材迅速在国内蹿红，35岁的作者徐兆寿也因此被文坛所关注。

　　在性题材方面初试啼声之后，徐兆寿在2003年元月又紧接着推出《非常对话》一书，通过专访中国性学专家刘达临，对人类性文化和当今中国的一些性现象进行解读。

　　徐兆寿想在性学研究上走得更远一些。

　　2004年底，徐兆寿向自己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申报教授《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学》课，在教学计划中，他详细地写明了该课程主要教学方向是性文化、性道德和性心理。经过校、院两级核准后，今年3月，徐兆寿正式在西北师范大学开讲“性学”。

　　4月16日晚上，刚刚打完球回到家的徐兆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开课讲性背后的故事。

　　为什么开性学课？——为了证明自己

　　2004年6月，我从大学行政部门转到教师行业里，真正做起了一个教师。应该说，十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可惜因为嗓子不好，一直未能实现。当然主要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两年嗓子的情况好了很多，当老师的念头又重新冒了出来。2005年上半年，我开设了两门全校性的跨系选修课，一门是《名作欣赏与文学创作实践》，另一门是《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学》。前一门有380多个学生选我的课，但只有120个学生可以上课。后一门据一个学生说有上千人在选，后来也无法证实。不管怎么说，心里还是在窃喜。第一次当老师就有这样的虚荣等着我，对于我是一个鼓励。

　　徐兆寿学的是中文专业，从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中文系主任曾劝他留校当老师，但由于嗓子动过手术，他选择了从事行政工作，可以说与“性学”根本不沾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被‘逼’走上性学研究道路的。”

　　2002年，《非常日记》的走红让徐兆寿尝到了出名的甜头，但也让他饱受非议，《非常日记》出版前后，徐兆寿始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外界的批评非常地尖锐，甚至有人认为这本书是对大学生以及当代大学教育的一种污蔑，徐兆寿也因为这本书被冠以“问题作家”的称号。

　　处在旋涡中心的徐兆寿急于想证明自己。

　　就在同一年，著名性学家刘达临教授到兰州参加“性文化展览”，正处于苦闷之中的徐兆寿找到刘达临，希望能够得到这位中国性学泰斗的指点，一聊之下，竟然十分投机。此后，徐兆寿专程赶往上海，花了三天的时间采访刘达临，探讨相关的性学问题——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非常对话》一书。

　　“我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我在《非常日记》一书中所反映的中国大学生的性心理并不是对现实的歪曲。现代大学生必须要接受性文化与性道德以及性心理方面的教育。”徐兆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非常肯定地说。

　　但真正实施起来，徐兆寿谨慎了许多。这一点从他开设课程的名称就能看得出来。

　　《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学》——从字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极其正统而又略嫌枯燥的选修课程，谈及为何“挂羊头卖狗肉”，徐兆寿透露了自己的顾虑：一是西部地区的意识保守，怕学生碍面子不好意思选修，如果选修的人数不够，这门课就开不起来，为了避免未出生即夭折，所以名称起得含蓄一点；二是考虑到学校的压力，虽然现在好多高校都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但在西部还是新鲜事，况且徐兆寿觉得自己开的这门课和普通性教育课有所不同，有些话题可能更为大胆。

　　“但其实这门课的名字和内容并不违背，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爱情、婚姻、家庭都是和性密切相关的。”徐兆寿解释说。

　　但事情的发展似乎比徐兆寿想像的更要顺利，课程申报很快就通过了，选修的学生也异乎寻常地踊跃，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说法是有大约1200名学生有意向选修这门课，但由于人数的限制，最后只有110人左右得以如愿。

　　怎么向学生说性？——第一堂课的两个小时是吼完的

　　我当老师以来的第一堂课就是上这门课。整整一天，我都坐在电脑前备课。实际上，该备的内容早已备好，可我还是不放心，又查了很多资料。是下午4点40的课，我提前20分钟就到了门口。一看里面并没坐满人，便想那个学生可能弄错了，没有那么多人选我的课。陆续还有学生往里走。到隔壁看了一下，里面坐得满满的，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比我好的老师就在隔壁，且多得难以想象。心里先就凉了半截。

　　还有5分钟时，我不放心地进去问了一下一位女同学，她说就是我的课。我又出去。这时的我已经平静多了。

　　我上讲台的姿势一定很可笑。我想压住一点儿脚步，可那样很做作。我是对我自己上课太在意了。同学们都看着我笑。我知道一定有人认识我。

　　我告诉他们，这门课本来就叫《性文化史》，可害怕学校不让我开，也怕学生不敢选，所以取了一个看上去很冠冕堂皇的题目。有的学生在下面就笑了。我这才仔细一看，男生很少，女生占了一大半。

　　我给学生们讲了我为什么会走上研究性学的道路，还讲了我要讲哪些内容。学生们对我的事非常感兴趣，一个个都是仰着脸笑着听完的。

　　教室很大，两个小时基本上是吼完的。当我回到家里时，我对已经当老师上课上烦了的妻子说：“上课不像办讲座，太累了。”

　　上课和办讲座，对徐兆寿来说，可能区别的仅仅只是心态。

　　其实，早在2002年徐兆寿就开始在一些大学以讲座的形式开展性教育了。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是在某个理工科大学里讲，题目是《“性革命”在中国》。海报在那所大学贴了一周，后来有不少人批评他，问他“性革命”真的到了中国吗？到那所高校去的路上，他甚至觉得自己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走向一个不可知的结局。到了会场，人山人海，可是最前面却坐了一排“官员”，生怕他讲错了。第二次准备到另一所大学去讲，结果在当天上午，那所大学的校长亲自去把海报撕了，没有讲成。

　　讲座可以被取消，但每周三、四下午各两个小时的课却是雷打不动的。徐兆寿自然要倾注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对于如何讲好这门课，他可谓是费尽心思。

　　徐兆寿说：“由于教学内容的特殊性，我在授课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改变。首先，我发现站在讲台上讲课效果不是太好，因为离学生们较远，缺乏亲和力，于是我开始走下讲台，就站在课堂中间，和同学们近距离地交流。其次，我把整个课时分为两个部分，前一个小时主要是由我来讲授，后面的时间我一般会挑选一两个话题，和同学们一起讨论，这样可以和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以外，还有不少外院的学生也来听课，有的成年人甚至也赶来旁听。对于为何选修徐兆寿的课，学生的理由也很简单：一是对徐兆寿本人好奇，二是对这门课程本身好奇；三是在现实生活中对性问题确实很困惑。

　　第一堂课还算是个好的开端。第二堂时，徐兆寿忽然发现教室里坐满了人。女生仍然是大多数，男生很少。“我讲得异常激动，可是在课间休息后当我重新走进教室时，有一半的学生拿着书包走了。我愣了。我问学生，那些走了的学生是不是选了我的课。学生也不知道。回来后妻子告诉我，有些学生肯定是饿了，吃饭去了。我还是有些想不通。她说，你当老师太认真，还不适应。”

　　一些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两节课安排的时间确实不够合理，一般来说，上完第一节课已经5点半了，大家都很饿，反正是选修课，所以有不少人就直接“翘课”去食堂了。

　　性有这么可怕？——学生不敢抬头，老师有些口吃

　　今天是第三周上《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学》这门课。我进了教室一看，快坐满了，最让我惊奇的是男生几乎占了一半。有很多新面孔。

　　这堂课讲的是古代人类的性崇拜。因为要讲到很多性现象，特别是若要讲这部分内容，很多从来在课堂上不会出现的词必然会出现，比如“性交”、“阳物”、“阴门”、“阴茎”等等，我真有些不好意思讲。我把“性交”改为“性行为”，“阴茎”改为“男性生殖器”或“阳物”，但在讲到有些问题时，我根本就找不到其他可以代替的词。比如“肛交”、“口交”等这些词怎么代替呢？又不能不给学生讲，不讲则后面的很多内容不好讲。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静静地低着头听我讲，有的学生甚至把头埋得低低的。我常常是讲着讲着就不知道该不该讲下去，便停了下来。我一再地强调，这是学术，是知识，是人类的历史，大家一定要知道，要主动地去了解。然后，我再讲，可是我讲着讲着就有些口吃，老是讲错话。我在这部分准备的内容很多，可我只能挑其中一些关键的部分来讲，终于讲完了。

　　下课后，学生们都走了，我还站在讲桌前看着教案。我非常地难过，难道这些内容真的不能大讲吗？我想起我口吃的样子，那不是我真的样子。

　　徐兆寿认为自己的性学课程与其他高校性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在开设这门课之前，对我国高校开设的性教育课程也做了一番了解，虽然这些性教育课的名称各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以传授青春期知识为主，对解决目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性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性教育是一种性文化、性历史、性观念的教育，是贯穿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中的一种精神。它必须让人们了解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类的性文化史，最后形成一种理性文明的性观念。倘若性教育课只有最后一点干巴巴的东西，而没有了前面的性文化，那么，人们对性的认识仍然会停留在过去的层面上，仍然对自身和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这种性教育便是失败的。”

　　徐兆寿的这种教育方式看上去很美，但实际实施起来似乎有不少难度。那些不得不提及的大胆话题及字眼就是首先要渡过的一个难关。

　　对此，徐兆寿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其实，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准备领着学生大声齐读‘性’、‘性行为’等词，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让学生释放对这些词的恐惧，让他们能够坦然面对，这样，我的课就好上了。可是，等我站在讲台上时，我放弃了。在下面惊奇地张望着的是一张张单纯的脸，可是在这些单纯的面孔下面，又是对性的极大困惑、好奇和恐惧。我发现不能急于求成，得慢慢来。几周以后，我才开始带领同学们一起大声读‘性’。”

　　到目前为止，徐兆寿的性学课程已经上到第七周，几乎在每堂课后他都会不断地征求学生的意见。

　　学生们也在慢慢地习惯这门特殊的课程。一位学生在徐兆寿的个人网站上留下这样一段话：徐老师，你的课上得很好！我觉得您有点多虑了，我们是大学生了，可以说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的人，我不会因为你的课的题目是“性”而不能接受。大学时代是困惑的时期，我希望能在你的正确指导之下走出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徐兆寿因此而备受鼓舞。

　　更令他振作的事还在后面。据记者了解，新浪网站教育频道已经向徐兆寿发出邀请，请他在网上开设音频课堂。

　　但在徐兆寿所处的西北师范大学，一切的反应似乎都有些平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学校高层对此事显得非常谨慎，从未发表过任何的看法，而徐兆寿也表示，自己正在等待学校有关领导的评价。

　　对于未来，徐兆寿还是很有信心：“下面的事还有很多，教材的问题是首当其冲的。我现在是以《非常对话》为蓝本进行备课，这只是权宜之计，我想根据这门课尽快编写一本教材，现在已经在着手准备了，希望它能成为中国高校的第一本性学教材。”本报记者 孙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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