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危险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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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知道一点点，但人人都觉得与己无关——AIDS在公众的蒙昧里行走多年，20年内，在中国从1人发展到数以百万计的感染者大军。最接近AIDS的人本是吸毒者、非法采血者和滥交者，但反而是医生、有社会责任感的艺人、记者、摄影师、民间志愿者组织在千方百计地接近AIDS患者，了解、报道、治疗、关怀他们。而艾滋病毒针犯罪与性关系全球网络则令AIDS与普通人更接近。面对AIDS，侥幸心理无济于事，我们只有尽可能多地了解和预防。

　　谁最接近AIDS之 一对专家

　　高耀洁与曾毅:民间与官方

　　高耀洁与曾毅，中国艾滋病领域两位老人，他们的分歧更多地缘于视角的差异。

　　文/张洋

　　高耀洁与曾毅，中国艾滋病领域两位大佬级人物。同样是老人，同样是白衣天使，同样执着地战斗着，传说中却因为2001年1月11日相约吃过一次午饭后便“老死不相往来”，至今不相为谋。

　　那餐饭是曾毅邀请在北京参加艾滋病研讨会的高耀洁，高老太太后来回忆说，席间曾毅感慨道：老姐姐，你啥都敢说，可我不能啊。

　　从那时起，官民殊途。一个踮着三寸小脚继续游走于民间，为艾滋病人送衣送药，为普及防艾知识奔走呼号，打击制售假药、买卖血液的丑陋行为，不畏任何强权和暴力；另一个则始终头顶着首席科学家的帽子领袖于艾滋病流行学研究的前沿，不仅在科研领域硕果累累，更是以国家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的身份给众多危难中的艾滋病人送去了福音。

　　言谈中，两位老人对彼此的敬佩溢于言表。他们的分歧更多地缘于视角的差异。

　　高耀洁

　　高耀洁，这位今年已经79岁高龄的山东籍老太太有着一连串的头衔：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河南省第七届

　　还有一年就过八十大寿了，可高耀洁说她现在生不如死，“死了就不用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看到了还不让我说，或者逼我说假话，我办不到，我不能出卖灵魂。”

　　近一年来，高耀洁守候在老伴的病床前，陪着这个平常一直照顾着她的人，经历着放疗化疗的一轮轮折磨，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死亡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老太太而言，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人总是要死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如果我死了别人就愿意关注艾滋病，那我很乐意马上(去死)。”

　　高老太笃信：说假话是要被历史惩罚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幕：2004年年初，高耀洁到

　　这种坚定，最初源于1996年的一次出诊。当时，干了大半辈子妇产科医生的高耀洁在无意中发现，一名妇女感染了当时在内地很少见的艾滋病，而原因竟是因为输血。当患者用一双骨瘦如柴的手拉着她说“我不想死”时，高耀洁震惊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被常识所欺骗：艾滋病其实并不只是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得的“脏”病，如果“血库里的血有艾滋病毒的话，那受害的人就不止一个！”

　　为此，她反对那些声称避孕套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的人，“宣传的不务实只会让罪魁祸首隐藏得更深，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避孕套能解决艾滋病问题”。但作为一名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医生，高耀洁并不讳言：下一步的传染途径很可能是医源性的。她解释：“现在是第一阶段，就是传染病存在于特殊人群，之后按照传染病学来讲会向高危人群转移，之后就是一般人群。现在还是第一阶段，但一旦艾滋病通过性工作者或是医务工作者向一般人群扩散，到时将无法遏制。”

　　她讲了一个女护士的故事：开封一个女护士只有23岁，在给艾滋病人打针时割破了手，她把伤口包扎上了。而实际上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再放入酒精中20分钟就行了，她在电话里哭着对高耀洁说，她也到图书馆查过，但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书，而她自己也根本不了解。现在，那个年轻的女护士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高耀洁说，像她这样对艾滋病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的医务人员现在大有人在，再加上目前医疗系统管理混乱，黑诊所遍地，大医院重效益不讲质量，医务人员素质低下，因此极有可能成为传染艾滋病的媒介。而一旦性工作者成为最普遍的传播媒介，则可能比医务人员更容易使艾滋病大肆传播，进而扩散到一般人群。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周刊》：据你了解，目前我国的艾滋病蔓延呈现怎样的状况？

　　高耀洁：艾滋病肯定会在中国泛滥，从现在开始必须动手了，现在其实已经晚了，但至少是亡羊补牢。很多人问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说防治艾滋病是有方法的，但如何控制艾滋病已然的泛滥，我没有法子，但是不能坐以待毙，不论是体制还是科技，虽然有很多问题，但还是要往前走。

　　《新周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艾滋病总好像是很遥远的东西。

　　高耀洁：艾滋病不能治的根源简单地说，就在于艾滋病毒在进入人体后，会侵入基因中，你把病毒杀死了，人也就死了。所以现在没办法治，只能靠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来控制。而传播途径大体上就是血液传染和性接触体液传染，另外，吸毒人员共用针头注射传染的途径其实还是残留在针头上的血液传染。

　　《新周刊》：但艾滋病对于你却似乎很近，据说你接触过成百上千的艾滋病人？

　　高耀洁：还要多，光面对面交谈过的就有1000多人，我对每个人的印象都很深，他们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已经死了。每次回忆起他们，我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又没法子救他们，我就只好不想死了的，我想活着的。

　　《新周刊》：你的压力很大？

　　高耀洁：太大了，我退休前是妇产科教授，专管生命开始，现在接触的却全都是生命结束，有时候真的不能想，如果你接近艾滋病，你就会明白生与死对他们来说是背离了一般人的定义的。

　　曾毅

　　曾毅，广东揭西人，生于192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现任国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他被誉为投身预艾公益事业的“旗手”。

　　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领域，曾毅是一位奠基式的人物。1982年，艾滋病毒经美国血液制品传入中国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公民都还不知道“艾滋病”为何物。当时，曾毅正致力于治疗儿童血友病，在用药的时候发现从美国进口的一种药物——第八因子有异样，到1985年，他首次证明了HIV-1已于1982年随血液制品传入我国，并随后于1987年分离到我国的第一株艾滋病毒，从此，“艾滋病”才逐渐开始在国人的眼中清晰起来。

　　长达20年艾滋病流行学研究，在医疗领域历任要职，曾毅的出发点始终立足于“政府”，几乎成为政府代言人的身份，被置于这样一个敏感领域的风口浪尖上，不仅让他的所见所闻有了更宏大的背景，更让他的所念所想有了更深的沉重。而这，也是他必然要与高耀洁们分道扬镳的宿命。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容易得艾滋病的是吸毒和卖淫嫖娼的人，认为他们是自找的，是他们活该，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政府首先要负责，政府有责任保护人民的健康。”

　　曾毅曾警告说，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的艾滋病将大规模流行。而这种大规模流行的主要传播途径则以性传播为主。首先，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亚洲艾滋病的传播，平均约有85%都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中国也不例外。其次，近几年性病患者在不断增加。“跟艾滋病比起来，非典只是‘小菜一碟’。”他说。

　　《新周刊》：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

　　曾毅：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根据艾滋病在一个国家的流行规律，开始为传入期和扩散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度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所以，中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了，形势相当严峻。

　　《新周刊》：你曾说过性传播将是未来我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来解决性传播艾滋病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呢？

　　曾毅：政府要大力“扫黄”，这是肯定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卖淫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地区的贫穷使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方式。因此，对卖淫女这个群体采取干预措施(如发放安全套)，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教育，显得特别重要。《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中提出：“要推行社会营销方法，健全市场服务网络，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大力推广正确使用安全套。”这等于默认了一个事实：可以在卖淫女群体中进行干预措施，推广安全套。实际操作中有了基本准则，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新周刊》：但中国的国情一直是耻于公开谈论性的。比如说关于安全套的宣传。

　　曾毅：大力宣传使用安全套，是遏制艾滋病的一个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在这方面的宣传上，我们做得非常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