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接近AIDS之 一位摄影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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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7日10:50 新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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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铁林:拍了15年“小姐” 鲁迅曾感叹，中国少有敢于抚着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以今而论，能像赵铁林这样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小姐”视为姐妹的人，怕也并不多见。 文/张洋 图/由被访者提供
今人对“小姐”一词的唾弃没有影响“小姐”这一群体的存在——据官方统计数字，目前中国以各类方式存在的“小姐”逾600万——这还仅仅是官方数字。 赵铁林拍了15年“小姐”，他唤她们为“女孩子”。那些或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内，或站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涉外酒店的门口，或在一个城市通常心照不宣的某个准红灯区昏暗的路灯下徘徊，把希望交给民工、盲流、老外和暴发户的女孩子们，顺着他的《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镜头里的社会》、《看不见的人》等书以及几十万字的纪实性文字，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赵铁林的照片并没有特别的摄影技巧，也没有刻意华丽的画面，所有的镜头都朴素得甚至透出简陋，呈现出那些女孩子们一张张或天真、或朴素、或妖艳的脸。在这些关于“小姐”的照片和文字里，赵铁林灌注了悲悯。 《新周刊》：你是怎样开始进入到这一领域的？ 赵铁林：我当时在经商，经商的过程中，我就在歌舞厅发现了这些女孩子。因为我有很浓厚的古典文学情结，就想这里面有没有李香君，或者是杜十娘这种人，后来发现没有。我立刻就敏感了，发现这是一个创作的源泉或者说素材，就想把它做出来。于是从1990年在郑州开始，就一直在拍。 《新周刊》：你觉得你在拍的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赵铁林：首先不是旁观者，我和她们交朋友，吃住在一起。我当时也没有经济地位，我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吃饭的时候她们就叫我：“老赵，下来吃饭！”我就下来和她们一块吃饭。但我想，除此之外还是有另外一个赵铁林存在的，他冷眼观察，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一个拍摄者和书写者的作品必须在世上有所反映，我那样做只不过是在积累素材。 《新周刊》：在健康方面，你看到的，她们是不是很注重？比方说患有性病、艾滋病的是不是在多数？ 赵铁林：那些女孩子大概60%—70%都有性病，但艾滋病据我了解并不多。因为从科学上讲，艾滋病经由性传播途径而感染的并不在多数，只是因为我们的宣传对这个渲染得多，这其实是为了控制色情业的流行与扩张。 这些女孩子很少接触外国人，也比较注重防护措施，一般一到两个月都会到固定的医院做一次妇科检查，但通常只检查性病，很少有查艾滋病的，一般医院提供的妇科检查也不会包括艾滋病。 《新周刊》：她们都使用安全套吗？ 赵铁林：一般接客时，她们都会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安全套是她们自己提供的，如果客人不愿意用，她们就宁愿不做这个生意，或者不做性接触，用其他方式来满足客人的需求。但也有极个别的女孩子只要客人给的钱多，就不用的，这样的情况不在多数，但肯定是增加了感染性病或者艾滋病的几率。 况且现在的安全套都不合格，很容易破，所以即使用安全套也不是非常安全。至于艾滋病，很多女孩子就算是得了这个病自己也不一定知道，因为它的潜伏期太长了。 《新周刊》：那她们的生活呢，过得好吗？收入怎么样？ 赵铁林：当然不好，其实她们大都是因为渴望好生活才干上这行的。虽然收入不算少，但往往要养活孩子，甚至男朋友。有的女孩子被黑社会势力控制了，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好几个男人，赶上男人不高兴了，还要被拳打脚踢。 《新周刊》：生活的不如意，同时又被主流社会所唾弃，于社会无益，那为什么这个群体却始终存在呢？ 赵铁林：从1949年说起，那时是新中国，首先就消灭了娼妓，但这种消灭是有一个保障的。一夜之间，卡车就到了，站上岗，门一堵，全部娼妓都上车，之后马上检查身体，安排职业。我想，这其中安排职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你既然不让她干这个了，你得让她干那个，不能什么都不让她干，她要吃饭啊。所以像现在，如果小姐被公安机关收留了，出来以后她还得去重操旧业，还是为了吃饭。归根结底，这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问题，不是单纯解决哪一样就能彻底解决得了的，我想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相关专题：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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