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接近AIDS之 一位记者

　　女记者涂俏:我和艾滋病人的一场缘分

　　7年来，她用自己的方式离艾滋很近，乃至于更近。她说她的勇气来自于最早的工作经验。

　　涂俏：闻名全国的“卧底女记者”，人称“新闻女侠”。曾冒险住过“十元店”，当

过保险推销员，深入精神病院采访，抓过跨国爱情骗子，入住“二奶村”揭露二奶生活现状。2000年，她跟踪采访艾滋病人小路长达6个月，并把自己投资了20多万元的纪录片《疼痛》无偿赠送给全国所有省级电视台。《新周刊》“2000年大盘点”中的“中国八大汉子”之一。2003年被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评选为“中国最精彩女性”(图—阿灿/新周刊)。

　　文/胡斐

　　"不是每一个人看这本书都会有感觉的。”这个素以胆大著称，说话、做事都极其爽朗的女人，提到她5年前的那本书《世纪之痛》，竟有些幽幽地说，“大家都觉得艾滋病跟自己无关，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2000年春天，一个艾滋病人小路主动找到了她，因被她勇敢的卧底采访经历感动，决定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故事告诉这位女记者，于是，就有了中国第一本记录艾滋病人故事的书《世纪之痛》和一部记录艾滋病人最后时刻的影片《疼痛》。2000年年底，濮存昕以中国第一个预防艾滋病大使的身份亮相，在此之前艾滋病还罩着一层面纱。涂俏坦言，小路这个人被大家知道，有一个很幸运的因素是这层面纱在这个时候突然被揭开了，她的这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那时候开始告诫大家要开始关注艾滋病。她说她和小路的相遇是一场缘分，多年来，她都不敢再去回忆，“当时能够给予小路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开始去追踪艾滋病人了，当时是我刻意去想找一个艾滋病人的。因为我很好奇，在1998—1999年间我一直都在做底层人物的隐性采访，当时就想，底层人物除了灾难、除了他自身利益的不公之外，疾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人得病，可能一家人都被拖累了，我想一个人得病得的最痛苦的莫过于艾滋病了，如果我能找到一个艾滋病人采访对象的话，就给我的整个底层人物采访增添了一个东西，我希望采访能够丰富一些。我当时是基于整体的采访而考虑的。没想到真的找到了一个，而且也没有想到就这样慢慢把整个事情做了开来。”

　　她说她的勇气来自于最早的工作经验。“我做新闻的经历很特别，我当年是一个中专生，想做记者，就要比常人付出多得多的努力。我当年读的是司法学校，出来就是做律师、法官的。那时候是1988年，我想做记者，没有一个新闻单位愿意接收我，因为当时只有本科生才能被直接分到报社去。整整一个夏天我都自己在找工作，最后找到一个专门办给劳改犯人看的报纸叫《江西新生》，分过去的第二年就把我下放到基层去了，这里的基层就是女劳教农场，专门采茶的，在这一年间，我就跟200多个女劳教人员在一起，带她们采茶、种菜、挑粪、养鸡，啥都干。晚上还要守着这200多个人，那年我才19岁。”

　　她对底层人民的了解就是从当时和劳教人员打交道开始的。“那时候从江西到广东去的三陪卖淫女很多，半夜一车下来都是30个、40个，每天晚上她们都要坐在高锰酸钾的溶液里浸浴，因为她们都得了性病。我们对她们进行性病的治疗，但是并没有对她们进行性安全教育，只是教育她们不要卖淫，像填鸭式的我说你听，但是没有实质性地告诉她们不安全性行为的危险性。当时我们自己也只知道性病，还是浅层次的性病了解，都没有见过梅毒，只见过一种叫尖锐湿疣的，就是生殖器官上长疮、流脓，就只知道这些，仅此而已，那时候国内对性关系的危险性还是非常陌生的。在劳教所的时候也没有听说过艾滋病这个字眼，真的没有，完全想象不到还有那样一种疾病存在。”

　　那时候是1988年，涂俏还对艾滋病一无所知的时候，小路已经远赴泰国。1991年，涂俏在一次采访中第一次听说艾滋病这个字眼，同一年，小路在泰国打工的过程中不幸感染上了这种绝症。“1995年之前，我所知道的艾滋病就仅限于知道很严重，至于怎么个严重是一点概念都没有的，我就知道这个病跟癌症一样治不了，还知道会造成免疫功能低下，但是当时我连免疫功能低下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开始追踪艾滋病人，接触到小路，涂俏真正成了中国艾滋病的先锋式人物。

　　“我和小路约好2000年5月1号以后开始对他进行正式采访，4月27号的时候，我就在当时供职的报纸上发了一个7000字的文章，叫做《一个艾滋病人最后的抗争》，发完以后，我以为会捐款如潮，最后只有一个送奶女工和一个送水女工捐了不到150块钱。当时我很难受。报社也觉得既然应者寥寥，就没有当成一个题目来做。”于是，她和后来加入的摄影师，她的邻居陈远忠，自发跟随小路走完他最后的一段人生旅程，小路的不少费用也由他们资助，“他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提款机。”她笑着说。

　　令她也觉得无奈的是艾滋病人对她的不理解，她坦言，小路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艾滋病人来找过她，相反，对待她的是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这本书出来以后艾滋病人把我骂得要死，因为我揭开了一个盖子，让别人看到了艾滋病人生活的悲惨。他们真的不喜欢我，觉得我是为了出名，然后拿艾滋病人的故事到处去说，把一个快要死的艾滋病人拉了到处跑。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站出来，他们都很怕，很担心，就是因为社会压力的原因。”

　　“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着这个艾滋病人，看他的晚期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是什么样的。开始远忠没有加入，一直到8月份。小路咳出了一口血痰，我们送他去医院，远忠也来了，我们就说希望把他的故事拍下来，小路当时就说你们俩帮我摄像吧。我们当时也不懂摄像，远忠马上打电话给凤凰卫视，凤凰卫视的朋友就建议我们买索尼100，我们就一人凑了13000块钱买了一堆磁带和DV，从9月份开始，拍到10月18号小路离开。”

　　涂俏的声音在这里突然哽咽，在咖啡店角落幽静的小包间里，她就曾经和小路这样面对面坐着，他说，她听。她看着小路一点一点衰弱下去，腰上长了一圈卡波氏肉瘤，“像围了个大苦瓜。”她这样形容。

　　“他最后其实是被庸医害的。”涂俏愤愤地说，“他最后想治病，遇到了一个庸医，那个庸医说他自己研制了一种草药，是在《本草纲目》上都没有的药，叫‘阴阳草’，他用这种药草卷了一支很粗的烟，有雪茄这么粗。小路最后就是抽了那个庸医的烟才死的。艾滋病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肺气肿，还让他一天到晚不停地抽烟！那个庸医还说，吸完这个烟，艾滋

　　“我写完小路的故事以后，收到了300多封信件，全都是庸医，都说我发明了一种药，能治艾滋病，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艾滋病人来治？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信。”包间突然安静下来，能感觉到涂俏心里的凉意。

　　“小路是个奇迹，他从感染到离开，活了9年,一般人都在3-6年，不过小路的体质真的是好，晚期的时候陪他去泰国，他说他想喝牛奶，我们就给他买了一箱，然后他自己扛着半箱就在路上走。有一段时间病情稳定的时候，他在医院一天可以吃掉一只鸡。”涂俏很开怀地笑，回忆着最后时光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他走的时候看上去一点不像一个艾滋病人，白白胖胖的，这也是一种安慰吧，他没有经历他自己在泰国看到过的临终的惨状。”

　　“采访艾滋病人其实是件幸福的事。”她强调说，很多媒体找到我，希望我说一下和小路在一起半年的‘惊险历程’，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幸福，很多时候我和他在一起，都已经忘了他是一个艾滋病人。他的那种乐观、珍惜生命的态度，对我的感染很大。我感觉到幸福的就是我还活着，可是小路活不到今天了，他所有的人生愿望就是想活着，别人很难想象，他早晨起来，会给我们打一个电话，要说的只是：‘今天阳光多么灿烂啊，我觉得今天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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