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民：婚姻官司很残酷

　　“我从来不劝来我这里的人打官司。”

　　撰稿／陆幸生(记者)

　　报眼广告：很贵

　　王卫民很周到，在约定日子的上午，他的一个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堵车，可能要迟一些到达事务所。那时，我也被堵着。走进上海市海燕律师事务所所在的办公大楼，等候电梯，只见大门口进来一位中年男士，手挽风衣，边走边向服务台工作人员打招呼。进到电梯，人挤，这位男士很是客气地要求代按一下到达楼面的摁钮。

　　我在心里说：这大概就是王卫民。

　　我与他跨进了同一扇门。我故意放大声音向前台小姐说道：我找王卫民律师。走在前边的男士立时回过头来：我就是。

　　王卫民很坦率，他端上一杯茶，说道：我先在企业里做，后来读电大，半路出家当律师，“我不是学院出身”，但是，“当年来到这个事务所实习的人，留下来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的，也就是我了”。王卫民在这个海燕律师事务所，也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王卫民的话很诚挚，也显出与这个事务所深厚的渊源。

　　王卫民很公开，他在上海法治报头版的右侧报眼处刊登广告，橙底黑字：王卫民律师，上海市海燕律师事务所，专长：刑事、婚姻、非讼调查、经济、房产、谈判；手机和办公地点的直线电话号码，统统印在上面。

　　我用圈内人的口吻问道：这个律师行业，在这样一张报纸上做头版报眼广告，一定很贵？王卫民回答：很贵。

　　从不劝人家打官司

　　媒体报眼广告很贵，这是支出；当然，这支出首先取决于支出者要有较高的收益，更取决于支出者要有较高的“本事”。如今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在市场规律指导下的法律服务机构，请好律师，付大价钱，这是与国际接轨的惯例。但是，王卫民却对我说：我从来不劝来我这里的人打官司。

　　我自然要问一个为什么。王卫民的回答，却有一种社会型工作者显得非常资深的“淡淡哀愁”。他说：我高中毕业先是到市里印刷行业的企业里，在工会做专职调解员工作，“这一段工作经历，是与人打交道，实在使我得益匪浅”。上个世纪的80年代，社会动荡已经结束，经济改革方兴未艾，眼前都是机遇，一切全在尝试，如是新旧交替、半生不熟的情况，在当年国有企业的工会里都会得到充分的展示。连国营企业这个体制本身都要进行改革了，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职工来说，他们的思考轨迹，依旧还是期待着自己的疑问，能够在体制内得到妥善的解决。王卫民说道，“其实是不可能的”。他能够做的，就是以最踏实的态度，调查那一份“疑问”的来龙去脉，弄清那一个问题的“政策阻碍”，述说一份关切，传递一份热心。

　　王卫民很客观地回答我的问题：许多事情不是一个基层工会调解员能够解决的，但是我就是要“方方面面都跑到，让对方感到我的诚意和同情”。

　　我说，在基层企业工会工作的人生经验，实际上也同时培育了你以后做律师的风格特征。王卫民说，是的，“我非常刻苦，非常踏实，我的调查是地毯式的，我要取得所有的证据；每一份诉讼的价位，是不一样的，但不论是什么样的诉讼，其实一个负责任律师要做的事情，肯定是一样的。钱多是钱多的做法，钱少是钱少的做法，这个圈子里有这样的人，但我一定不是。”

　　对于每一位来到他这里咨询的对象，王卫民不收钱，总是详尽而且仔细地回答对方提出的疑问。王卫民式的坦率再次显露：人家第一次来，是来咨询的，就是来问，我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啊，有没有打官司的必要啊，你这个律师的胜算把握是多少啊，我打这个官司要花多少钱啊”。第一次到律师事务所来的人，一切还在模糊和犹豫的状态，他是来摸法律的底，他是来摸眼前律师的底，他是来摸可能性支出多少的底。摸完了底，这个人还要好好思考，他是不是还有更佳的方案、更便宜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都是人之常情，上来就马上肯定地告诉人家一定要打官司，这样的律师很不明智，这已经是个心理学问题了。”

　　王卫民的心很定：我在法理上讲得对，对方认可，就一定会来第二次的。

　　婚姻官司的“输赢”

　　“我是从‘小’做起的”，王卫民讲了一个常规现象：一个1000万元的案子与一个1万元的案子相比，哪个官司容易打？告诉你，一般来说，1000万元的官司好打，双方都是企业家、大老板什么的，差个5万、10万的距离，双方非常可能都会要求赶快就此了结，因为他们要去做能够赚更多钱的生意了。这样的官司，一旦出现“曙光”，距离结局就已经很近了。然而，一个1万元的官司，官司的双方很可能是普通老百姓。这些是“生存型”的官司，不要讲上千元，就是差个几百元，也要弄上你几个月不太平，天翻地覆，连地球都要不转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婚姻诉讼开始多了起来，因为社会状态开始发生变化了，本来就有的内部矛盾开始公开化了，人们思想也比以往解放了，但是，那时候的婚姻诉讼，家庭财产分割的数字还都是很小的。也可以这样讲，很多人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诉讼，又烦又小，我这个刚刚走进律师行业圈子的人，就接上了手。而且，我打出‘名堂’，得到了认可。”

　　婚姻从来说不清，或性或情或屋或金，占全了方才结的婚，只占几分之几和几分之一的，都是有的。作为记者，我要求举例，作为律师，为当事人保密是职责，所以在举例说明的时候，男当事人被誉为老板，女当事人被称作被告。男女两人曾为再婚夫妇。

　　风闻男老板在外头“有事了”，女的很是“辣手”，拿出精心保存的一摞发票，提供给相关机构，证明男老板受贿。那些发票，本是男老板在

　　男老板请王卫民律师做代理人。初看起来，这是一场男老板必输的官司。有发票作证，男老板在“自家装修公家掏钱”这个事实面前，无话可说。只是，对于律师而言，常人所谓的官司输赢，其实是包含着太多的“层面”，而律师的职责是，保护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王卫民自问自答：男老板犯法了，而同时这个男老板又能有什么样的合法权益？

　　王卫民撒开自己两腿，跑证据。在一份档案上，王卫民发现四个大字：此人“以工代干”。一般人完全可能忽略的这几个字，被王卫民牢牢地握在了手心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国家

　　王卫民说：男老板被判刑，这是他官司输了；然而，他又没有受到超出法律规定的刑期判决，他又是赢了。法庭判决的日子，也就是这位男老板被判的刑满之时。“女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男的关进去，结果是关进去了，但是法律只能把这个男的关到规定的辰光，关不长，他又出来了。”

　　男老板“出狱”，向女被告提起诉讼：她隐匿家庭财产。通过充分调查，王卫民弄清这位女被告隐匿的财产有百万余元。女被告输了。问起男老板后来的去向，王卫民说，他有一份圈内的管理经验，到外地去“发展”了。

　　王卫民说：男的坐牢，女的输钱；这个男的离开家乡，这个女的人见人怕。王卫民又说：这个世界上，有离不掉的婚姻，也没有离不掉的婚姻。离不掉的婚姻，关键是居住地无法分割。法律规定，证实夫妇两人感情破裂，允许

　　没有离不掉的婚姻，就比较好解释了，王卫民说，男女双方，其中一方出钱买断另一方的房产物权，使另一方能够“移民”。

　　王卫民叹息道：法律从来不是万能的，婚姻官司很残酷，扯皮拉劲，双方遍体伤痕，几无输赢，“是口伐”？

　　对于律师的一些社会看法，王卫民有自己的判断。

　　他说，有的人来找律师，劈头就问，侬“搞得定口伐”﹖什么叫搞得定？就是侬法院里有朋友吗，关系很铁吗？侬能够办到，我想让法院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吗？你想想看，哪个律师能开这个口说这个话？当律师年头多了，法院里的人总也认识几个，但是违法判案，本身就是违法的，“侬是要法官跟侬一道吃官司？”要么我就跟他讲，“侬自家开法院”。

　　但是，王卫民也说到，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行为总是先行的，规则条文永远滞后；那么，在法律这个范畴内，就有暂时没有或者缺乏详尽规定的“灰色地带”。遇到灰色地带，将可能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具有学科研究精神的律师，大有作为的时刻。

　　“灰色地带的缝隙，有大有小，你想用哪种方法穿过去，一切就看你原有的心态水准和积累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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