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双休日义务巡逻大桥 3年救助99名自杀者

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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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

　　特约记者 王杰 南京报道

　　大桥建成至今，仅有案可查的轻生者就达1800多人, 陈思的愿望就是尽力挽救那些上桥试图自杀的人们。

　　陆云 摄

　　三年时间，

　　陈思坚持在双休日上桥巡逻，

　　他改变了99个试图自杀者的命运。

　　然而，这三年，

　　陈思的命运似乎也被这些自杀者所改变。

　　口袋的钱花掉不少了，

　　旁人的冷嘲热讽出现了，

　　自己的心理也近乎崩溃。

　　陈思一度想过放弃，

　　想着去当个超度亡灵的和尚。

　　不过，最后他觉得还是应该坚持下来，

　　因为“很多人的心灵失去了栖息的场所。”

　　因为，“希望可以尽力量挽救一些生命。”

　　这是一场处于生死边缘的搏斗。无论是对救人的，还是被救的。

　　当陈思注意到他时，这位中年男子已经翻越了桥栏，站在了大桥的外侧，面江而立。在他脚下，距离桥面80多米的地方，长江水绵延流过。

　　中年男子注视着江水，一动不动。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车水马龙的喧嚣，路人惊异的目光，甚至连快速接近的陈思，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直到陈思的双臂紧紧抱住中年男子的腰试图将他从桥栏外拖回来时，中年男子突然惊醒并被彻底激怒了。他一边拼命扳着紧缠着自己腰部的手臂，一边用脚猛蹬大桥的栏杆，向外跳跃——一个决意以死换取解脱的人，将这种解救视为对自己的又一次“束缚”。

　　陈思死死地抱紧双臂，强忍着对方的撕扯、捶打。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陈思知道，施救者的阻拦行为，会强化自杀者的挫折感并对施救者产生强烈的排斥。曾经有一次，当他试图把一位女性自杀者从桥栏上抱下来时，对方一怒之下，接连抽了他十几个耳光。

　　人失去理智时的所作所为是可以容忍的，陈思如此自我安慰。自己受些委屈，总好过让自杀者“成功”跳下去——从80米高度落入水中，与直接摔在水泥地上没什么差别——三年中，陈思目睹过几起自杀“成功”的场景，“像一个弹丸，快速落了下去，砸在江面上又向上弹起”。

　　陈思用身体抵住栏杆，拼命抵御着中年男子向外跃冲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救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自杀者在瞬间产生的爆发力，会比平常大得多，稍有松懈，施救者极有可能被一道拽落下去。

　　中年男子的力量越来越大，陈思越来越感到吃力……直到一位女警的加入，势均力敌的平衡才得以打破。

　　中年男子最终被拉过了栏杆，三人一同摔倒在地。

　　望着自杀者被警车安全带离，陈思陡然觉得累得慌。夏日正午的阳光，烤得桥面发烫。陈思点上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烟抽完，劲也缓过来了。掸掸衣服上的灰尘，启动那辆贴着“大桥义工巡逻”字样的摩托车，陈思一个人下了南京长江大桥。

　　3年，99条生命

　　2006年7月22日，南京长江大桥南堡下面的一个小饭馆。

　　“喝点什么？”女老板问道。

　　稍稍迟疑了一下，陈思一边入座一边回答，“来点白的吧，今天累了！”

　　九块三毛钱一瓶的“沱牌”，45度的白酒。拧开盖，斟酒。酒水溅到杯子的外面，是陈思的手臂在抖。“那个男的看上去瘦瘦的，谁知道劲还挺大。”他说的是刚刚在大桥上救下的那位中年男子。

　　“这是第几个了？”

　　“……应该是九十几个了吧。”这位被人称为“大桥自杀救助者”的北方汉子，个头不高但很壮实。他想了想，确定地说，“第九十九个”。

　　再有几十天，就是整整三年。平时打工养家，双休日上桥救人，自己承担一切费用——连陈思都没料到自己会坚持这么长时间。

　　有几家采访过陈思的媒体，在他们的报道中引用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当前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的心灵失去了栖息的场所。我希望可以尽我的力量挽救一些生命。”

　　这是陈思记录在自己的《大桥日记》的一段感想，媒体试图以此去解释陈思上桥的初衷。应该说，这是“升华”后的初衷，超越了原始状态。真正让他震惊，并萌生救人欲望的，缘于一位亲戚的非正常死亡。

　　到大桥上去！

　　2003年的8月23日，陈思的一位远房亲戚去世。

　　“那是一个很乐观的老人，”这让陈思很伤心。在他最苦闷的时候，老人常常给他以安慰：“乖乖，万事想开点。你只要想想，农村出来的人，每天能有杯豆浆喝，已经算过得去了；别和那些喝牛奶的人比，人家是人家的命，你是你的命。”当时的陈思，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谈恋爱，因家境贫寒被拒绝；高中毕业后想参军，未能通过体检；来南京打工，包工头携款逃跑，分文未得——最后只能投靠远房亲戚，在南京的郊县，靠贩菜糊口。

　　然而，这样一个老人，在回老家养病时，却因家庭纠纷选择了自杀——绝食10天后，与世长辞。

　　“这么一个乐观的人，也会走绝路，为什么？”发生在身边的这场变故，让陈思总结出一个结论：无论是谁，都有想不开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旁边有人能给他一点希望，帮他走过这个坎儿，悲剧也许就会避免。

　　老人去世后的9月10日，一个30多岁的公司副总，从大桥北堡的桥面上跳了下去。新闻报道称，这位男子随身携带的财物价值10万元，估计自杀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报道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出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自杀现象——从1968年大桥建成至今，仅有案可查的轻生者就达1800多人，从2003年3月到6月就有47人。

　　“预防？如果当时有人拦他一把，听他诉诉苦，劝劝他，结局未必会如此凄惨。”陈思心动了，“我当时想，自己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口才也不差，如果我在场，或许能够救下他。”

　　他有如此的自信，是因为就在这位副总跳桥的位置，他曾经救下一位自杀者。2000年的时候，陈思运货途经大桥，看见一位姑娘正准备跳桥。“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上去救，就赶忙跑到旁边跟大桥上的工作人员求援，结果人家跟我讲：‘这种事天天都有，救哪里救得过来。’”被泼了一盆冷水的陈思还是不忍袖手旁观，拉了几个围观者帮忙，硬是上去把女孩给拖下来了。这是一名因传销被骗光了钱的大学生。

　　生活就是如此，充满了机缘巧合，几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聚合在一起，其作用竟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恰巧2003年这一年，陈思的女儿上一年级，陈思的老板也挺体贴，让他双休日不用加班了，在家歇着陪陪女儿。这样一来，上桥救助的时间条件也具备了。

　　“我想，既然那么多人上大桥自杀，我就在大桥上守着，总会遇上几个，救一个是一个。” 陈思从此走上了一条从未预想的道路。

　　“午夜凶铃”响起

　　然而，陈思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

　　三年里，这位憨厚的汉子被人赞美过，也被人骂过；曾经满怀希望和憧憬，也曾苦恼地要剃度为僧；他是英雄，也是平凡的普通百姓；他帮人疏解忧愁，却难医自己的心病；他尝试过放弃，却忍受不了良心的自谴……

　　“我的心理是在电话和手机短信中成熟起来的。”陈思苦笑。2003年10月，在他成功救助后，媒体蜂拥而至。“我只是在双休日，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救助自杀者，但记者的报道，却让我的电话和手机成了全国热线。”

　　家里不时响起的电话让陈思无法安静。一些在大桥上捡破烂的人发现了自杀可疑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报警，而是打电话给陈思：“你快来救一把！”

　　甚至经常出现“午夜凶铃”：一家人熟睡，电话铃声大作，有人告诉他：“我在某某地方要自杀啦，你快来救我吧！”这其中的电话，有的是从大连的海边打过来，有的是从另一个城市的大桥上打过来的。

　　除了电话，手机短信数量直线上升。短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借钱的，有寻求心理咨询的……陈思粗略估算了一下，“每天至少有两百条”。接连不断的短信造成的结果是手机频频“死机”。“看上10条，还没有来得及回复，手机就自动关机。”为此，他用坏了四部手机。“发短信的人不知道，有人还特意打来电话骂我，说：你现在出名了，牛了，发了那么多短信都不回。

　　曾经有位脑科医院的主任接连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也足足训了一个多小时，“他责问我有什么资格可以搞心理咨询，并扬言要告到工商局，取缔我在大桥上的救助点。”陈思给训得莫明其妙，“他当我是在大桥摆摊设点的小贩了。”

　　陈思原以为，自己救人总归是做好事，不求人全力支持，也能落个“理解”。“但很多人以为我每周上桥，肯定是有好处拿的。怎么解释，别人就是不信。”陈思最初的时候是乘公共汽车往返大桥，来回一趟将近两个小时，爱人担心他长时间徒步巡逻吃不消。于是在2004年5月，花了一年的薪水6000元给他买了辆摩托车。

　　“结果就有人指指点点，说我名义上做义工，实际上不知道捞了多少好处。原来是走路的，现在开上了摩托车，肯定是政府奖励的。”陈思说他后来也懒得解释了，别人问车是不是政府奖励的，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这样一来，这些人反而满意了，最后还送我一句话，‘我说你不会那么二百五嘛！’”

　　仅仅是些看客说说闲话也就罢了，陈思苦恼的是一些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反感”，因为他的救助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加大了他们的工作，为此，陈思几次被人指着鼻子骂“吃饱了撑的”。

　　烟花过后

　　陈思失望过，但这种失望很快被不断被激发的责任感以及膨胀的自信心所替代。媒体密集的报道，从纸媒体、电视到网络上普遍呈现的赞赏之声，不断促使他超越底线。

　　双休日不够用，他开始占用其他的时间；大桥的舞台不够大，他办起了网站。在2004年元旦之前，他甚至开列了一系列庞大的计划：3月1日正式开通网站，“心灵热线”由义工轮值24小时；5月1日前完成“救助工作室”、“救助基金”，有纪律的“义工站”；7月1日前努力配备救助用品、大桥高危段的安全设施；9月20日前创办一场大型“预防自杀，珍爱生命”歌舞晚会……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他所列的大部分计划，都没有实现。即便是那个在网友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心理咨询网站——“心灵港湾”，也因为自己无力承担每年一万元的服务器占用费，早早夭折。

　　就像一束绚丽的烟花，瞬间灿烂之后，将是长久的沉寂。

　　“很多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显现出热情，遗憾的是，这样的热情持续不了多久。”陈思有个记录，上面登记着所有报名参加大桥救助的志愿者，“报名的人很多，但真正上桥的没有几个。”

　　声援者数量直线递减，需要救助者数量飞速上升，陈思的压力越来越大，花费越来越多。

　　救下来的自杀者中有许多是因为经济困难、生活绝望才走上绝路的。救下来，陈思就不能撒手不管，或是给点路费，或是找个旅店安顿一下……陈思一直试图成立一个基金会，吸纳社会的帮助。但很快发现，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国家规定，他要成立基金会，首先得掏出一笔钱来放在账上。但问题是，没有基金会做保证，没人愿意捐款给他——至少，他曾因此错过了一笔巨额的捐助。

　　2004年元月，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陈思的报道在香港播放后，“富商霍英东的秘书给我来了电话，说霍先生看了报道很感动，有意捐款用于大桥救助。”但因为陈思没有合法接收的手续，这笔捐款最终转给了其他的慈善机构。

　　2006年初，南京市团委为陈思申报参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时，陈思算了一笔账：2006年元旦之前，他花在救助上的费用是6.9万元。对于一个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的家庭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那时候被大家捧得太高，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做好一切。”等到陈思意识到，再如此支撑下去，将会将自己的家庭拖入困窘时，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行为。

　　陈思开始考虑放弃。

　　“垃圾桶”的困惑

　　费用难以为继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当他接触的自杀者越多，就对自己的力量越没有信心。

　　陈思发现，自杀者也分很多类型。有的是一时想不开，有的却是因为走投无路。对于后者，尽管陈思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依然要面对原先的困难和苦恼。“很多困难和苦恼，我根本解决不了。”

　　几年前，安徽滁州的李大姐的丈夫遭遇了一场车祸，儿子因目睹父亲的死亡从此染病。抢救不及时即有可能死去。李大姐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花完了丈夫的死亡赔偿金，但最终没有任何效果。

　　陈思是在大桥上救下了这对母子。死亡擦肩而过，但生活的困厄并未就此消除。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在一家服装厂每天工作14个小时。早先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帮忙卖掉她的肾脏。我说这个忙我无法帮。前几天，我打电话给她，发现情况更糟，不仅生活更加困顿，因为连续劳累，她自己的肾脏也出现了问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思陆陆续续给她寄了七八百元，“现在除了安慰，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她。”

　　“我就像个骗子，说些好听的话，骗他们活下去，能活一天是一天。”陈思说，“我有时候常常想，我这样骗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不是像一个自杀者讲的，我救了他们，让他们多活一天，等于是让他们多受罪一天，多丢脸一天！”

　　这种价值上自我否定的困惑一直纠缠着陈思，在2004年的上半年，他的心理也近乎崩溃。尽管他照样在双休日奔波在大桥上，照样巡逻、救人。

　　陈思说他记得，他当时还在网上的一个佛教论坛里，写了一首诗，“大概的意思是，救人是救不成了，我只有到寺庙里做个超度亡灵的和尚了。”陈思说，他当时失望到已萌生出家的念头。

　　事实上，早在此前很长时间，就有一位教授曾经善意地提醒他注意自己的情绪。

　　“他说，当我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垃圾桶时，一定要学会定期清理。”教授告诫他，作为“垃圾桶”，他个人的“容积”也是有限的，“否则不仅垃圾桶会崩溃，里面的垃圾照样会溢出来。”教授还给陈思举了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在救助了很多人之后，自己的心理也随之恶化，最终选择了自杀，“他说他不希望看到我也落得这般下场。”

　　老方丈的禅语

　　有一天，在和妻子大吵一架后，陈思决定放弃自己的“大桥救助”。

　　那个双休日，他没有上桥。然而，待在家里，他也坐卧不宁。“我总担心，我不在桥上的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人跳桥。”此后的连续几天，陈思天天买来报纸，查看是否有人跳桥的新闻。长时间救助使他形成的使命感，不断折磨着他，“一旦想到一个家庭可能永远失去一位亲人，我就发疯似的难受。”

　　每个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陈思的“软肋”是他对缺失的亲情的依恋。陈思的母亲是在他7岁那年离家出走的。自此以后，这一直是他的心病。

　　陈思说他一直以来，只要看到电视里关于亲人死亡的情节，他都会流泪。上桥会痛苦，不上桥仍然痛苦。休息了一个星期后，陈思还是重新上了大桥。

　　驱除了不上桥的负疚感，但陈思依然无法清空自己的“垃圾桶”。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老方丈。

　　2004年的下半年，一位朋友去栖霞寺为死去的家人做法事，邀请陈思相伴。

　　法事的主持，是栖霞寺的老方丈，77岁的能艺和尚。法事完毕，朋友让陈思和老方丈聊聊天。陈思从头开始说起了自己的故事。“我说了很多，甚至把很多自杀者的经历也告诉了老和尚。”陈思说着，老方丈就静静地听着。

　　“孩子，没有什么可苦恼的！救了那么多人，你已经是菩萨啦，够了。后来的事自有后来人去做，你救下他们，责任就尽到了！”老方丈的话不多，但却令陈思原先犹如重甲般的种种烦恼，全然落地。

　　陈思如释重负。再度上桥，心态轻松了很多。

　　守望者的新底线

　　2004年8月初，“陈思救助工作室”。

　　陈思将自己的一个房间，作为专门接待的工作室。他刚刚从外地归来，一家公司有意捐款给他，并寄来飞机票。尽管没有谈成功，但陈思的情绪不错，“没关系，这些事情急不得。以后还会有机会。”

　　心态变了，人的状态也变了。

　　“救助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仅仅靠一个人的能力，担负不了。我以前压力大，是因为我总是想挑起整个的担子，如果硬扛下去，我自己也会垮掉。”陈思说，正如老方丈说的，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关键是“尽力了就行”。

　　“到了哪一步，你会放弃上桥？”

　　“如果哪一天我连买汽油的钱都没有了，我会放弃的。”陈思想了想，“但是，只是暂时停止，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会上大桥。”

　　“就像挑担子走远路，累了就歇一歇，歇好了继续上路。”陈思说，“不过，对我而言，救助不是负担，而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

　　当生活归于平静，陈思似乎又做回了刚上桥那会儿的陈思。

　　200 万

　　我国每年自杀未遂人数为200万。

　　28.7 万

　　我国每年自杀人数为28.7万，其中一次成功的为21万。

　　2分钟

　　我国每2分钟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

　　第5位

　　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15岁至34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是死因首位。

　　51%

　　我国自杀人群比例构成：女性占51%，男性49%；老年人自杀现象值得重视，虽然数字不多，但比例高；小于20岁的占26%，20至29岁的占38%；大学生占50%，未婚的占60%；有收入的占45%，学生其次；未就医占70%。

　　(数据来源：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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