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让同学选小偷导致学生心理受影响辍学两年

　　本刊记者/吕娟 实习生/朱月

　　辍学后，王林几乎不再下楼，每天很晚才睡，他说自己现在很喜欢睡觉，“睡着了就不会再想以前发生的事。”母亲刘秋花曾叮嘱他在家看看书，温习一下功课，“总有一天还要去上学的”，但王林尝试了一段时间便放弃了，因为只要他一打开书本，曾经在课堂上承受的一切就会像放电影在他眼前一幕幕重现。

　　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林一直靠倚在自己房间的门上，每说一句话前都会习惯性地皱眉。母亲因提到他曾轻生而泪流满面时，他低下头，转身走进父母的房间，几分钟后，他面无表情地回来，眼睛微红。

　　近两年的时间，改变的不只是这个少年的年龄与身高，刘秋花发现，儿子已不再是曾经那个腼腆、羞涩得一如小姑娘的孩子，“比以前更沉默寡言，忽然会很暴躁，跟我发脾气，”这让刘很伤心，“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对比起来，父亲王振森更担心埋藏在儿子心底的仇恨会吞噬他幼嫩的心，王振森从抽屉里掏出一把生锈的小刀，这是儿子在那段时间偷偷用钢锯磨成的，他发现时心如刀绞。

　　刘秋花从衣柜与写字台的夹缝中抽出一本被翻开的旧日历，指着上面的日期说：“2004年12月13日，我要把日历扔了，孩子不让，说就翻到这一页，他要一辈子记着。”王林在这一天被同班五个同学殴打，其中有两个是他曾经最要好的朋友。

　　王林在记者面前不否认他的仇恨，他说自己恨那些“诬赖、殴打和在自己的事情上冷漠或说假话”的老师，“我觉得他们做人，没什么问题，但做好人，不配。”

　　他也恨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为他们没人愿意相信自己和在自己遇到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

　　王林现在惟一的朋友是父母一个多月前为他买的一台旧电脑，800块钱，花掉了王振森一个多月的工资，但夫妻俩觉得值，因为就是用这台电脑，王林以“四面楚歌”的网名将自己的“遭遇”发到各个网络论坛上，试图引起媒体的关注，他们认为，这是目前能为儿子洗脱“小偷”侮名的惟一途径。

　　2005年初，唐山市古冶区政协委员孙金良调查得知王林一事后，向当届的政协会议提交了提案，要求政协监督事情处理，查明事情真相，但一个多月后，孙的提案被政协改为建议，“这意味着其不需要有关部门答复，只作为参考。”

　　2006年6月，《河北青年报》、上海电视台记者先后对王林一事进行报道，但均在采访31中相关负责人、古冶区教育局、唐山市教育局时遭拒。上海电视台记者对此提出疑问，“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些部门对王林的遭遇讳莫如深，要知道，这对王林来说，可能影响到他的一生。”

　　2006年7月26日，本刊记者来到唐山市31中，学校大门紧锁，值班老师以学校放假，领导不在为由拒绝记者进入采访。而学校巷口悬挂着庆祝31中学生在刚刚过去的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横幅，似乎没人忆起王林，这个本应参加中考的孩子正辍学在家。记者随后来到古冶区教育局，也被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以领导出去开会为由拒绝。

　　“王林的事情我们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协调解决，我们不知道他的父母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7月27日，唐山市教育局副局长张立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向记者出示了该局7月8日作出的“关于王林信访案的情况说明”。张指出，首先，“选小偷”只是王林家长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刘丽霞老师的行为虽然欠妥，但主观上并不存故意，也没有对王林在人格和名誉上实施侵害行为，字条只反映了学生的猜想，且并未公布于众。其次，市、区教育局对王林一事已先后做过两次信访意见答复，并提出详尽的解决方案，包括劝说王林复学，准其任选区内任何一所初中学校和班级就读，王林初中毕业如考取本区高一级学校，可最大限度予以照顾等。

　　但王振森认为，在学校没有公开向王林道歉并恢复名誉之前，王林不可能在唐山市任何一所中学就读，一个佐证是，河北青年报记者在采访王林后试图为王林联系唐山市一所民办中学就读，“校领导本来答应，后又称有压力拒绝。”

　　“我们要的始终是一句道歉。”王振森说。

　　“我还是重复那句话，唐山市所有中学的大门随时向王林敞开”，张立群说，“但至于时隔两年后有没有必要再重复说道歉，这需要另做决定。”

　　声音：

　　老师选小偷的行为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性质无异于犯罪，其导向错误，方法错误，结果更是有害。一方面，侮辱了一个未成年人的人格，使其一生都无法释怀，另一方面，老师用其身份上的权威性误导了全班同学，致使他们对王林歧视与孤立。退一步说，即便钱真是王林偷的，作为教育者也不能对未成年人采取这种方式，《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一条，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18岁以下的孩子处于

　　目前，减轻和消除“选小偷”对王林造成的伤害的惟一办法就是让老师诚恳道歉，敢于向孩子承认错误是现代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

　　另外，王林家长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有些方面欠妥。家长应该用积极的方式引导孩子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委屈，强化他们的承受力，如果对于“选小偷”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满意，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孩子的利益与尊严，但不能因此耽误孩子的学习与发展，否则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损失。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青少年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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