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父母”登台

　　独生父母现象以及独生父母架构的新家庭模式究竟意味着什么？

　　撰稿／梅璎迪 陈统奎(记者)

　　中国，迎来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养育第二代独生子女的时代，“独生父母”这个新概念也随之产生。在人类生育史上，这是一个富有民族个性和时代特征的专用名词。

　　上海是中国独生父母比例最高的城市。1979年，这座中国最早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城市开始颁发独生子女证，3年后，全市独生子女占出生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81.82%。

　　20多年过去，昔日的独生子女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年龄大都在25岁上下，有的已经结婚，生儿育女，有的尚未成家，但也到了婚育年龄。

　　未来10年，将是第二代独生子女出生的高峰期，1000万个独生父母架构的新家庭模式将出现在上海等大中城市中，渐渐取代千百年来的传统家庭模式。

　　新角色之变

　　27岁的陈琼怀上利雷就完全是一次意外，在奉子成婚后，她其实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自己的新身份。

　　“她上学时就特别喜欢玩，下课后就和一群外班同学结伴‘流窜’在学校旁的舞厅、溜冰场、网吧，很少能看到她安静地一个人待一个晚上。”当陈琼的丈夫刘昆抱怨婚后她依然玩性不减时，和陈琼同窗4年的刘笑雨毫不惊讶。

　　随着妻子的身子渐渐沉重，刘昆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份的改变，他已经不仅是家中的独子，马上将成为父亲。原本成天陪客户吃饭娱乐的他，开始有意识减少晚上外出的时间和次数。

　　可是，刘昆发现，在孩子才几个月大、最需要母亲照顾的时候，陈琼又开始频繁地外出活动了，“她把孩子生下后，就请了一个保姆照看，自己不仅回复到全职状态，而且每次公司有外地项目时，她总不会错过游山玩水的机会。”在刘昆的眼中，陈琼这个母亲“很不合格”，就连最基本的奶粉调配她都不会，更别提给孩子换尿布和洗澡了，“有时候我会觉得保姆比她更像一个母亲。”

　　自己还没有玩够，“独生一代”却已悄然向“独生父母”转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独生子女结婚的比例已经接近30%。

　　“新生儿的啼哭声，打破了世界的平衡和宁静。面对乱糟糟的生活潜流，有的独生父母面露尴尬之色。”上海作家陆林森在《中国第一代独生父母调查》一书中写道。

　　众所周知，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伴随着各种争论，随之而来的是，自私、叛逆、糖水中泡大的小皇帝小公主等等各种标签，以及“缺乏责任感”、“自私自利”等贬义概念。“第一代独生子女就是背负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路走来，有时代的缺陷。”陆林森对《新民周刊》说。

　　陆林森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真实故事。

　　蔚蔚是一个“独生母亲”，孩子5个月的时候朋友们过来看望他们，大家一边七嘴八舌地围着看宝宝，突然，宝宝哇哇哭了起来。蔚蔚一把抱起孩子，急急忙忙走进卫生间。

　　不一会儿，蔚蔚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捏着鼻子走出来了。

　　“这孩子拉屎了，实在太臭，等他爸回来再给孩子换尿布吧。”蔚蔚一脸抱歉，朋友们却个个面面相觑：尿布脏了，干嘛不换块干净的，还要裹着它？“我和他爸爸有分工，我只负责抱孩子，奶孩子，换尿布是他的事。”

　　显然，由过去的“小皇帝”到今天的“责任人”，独生父母的人生转换并不顺畅。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抽样调查，717名独生父母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当爸爸妈妈的心理准备，与非独生父母相比，在育儿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社会议题

　　诚如专家所言，独生父母现象是国人必须重视的新国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和社会的共同责任”。然而，独生父母现象以及独生父母架构的新家庭模式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哪里？

　　这是一个新的社会议题，不仅尚未见诸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亦未见公众过多关注。

　　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父母调查》一书的作者，陆林森接触了很多独生父母，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许能给社会一些触动。他说，在很多父母眼中，第一代独生子女还未长大过，“一群小屁孩子”，然而，仿佛是突然之间，人们发现这些孩子纷纷生儿育女，变成独生父母了，由此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还未引起足够警觉。

　　从独生子女转变为独生父母，陆林森说这是一个“生命蜕变”，这个转折“意味着婚姻或家庭意义的重组、调整、确认及新角色的建立。适应能力差的个体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去适应人生中的这一变化，觉得难以适应，因而产生种种婚姻家庭问题，有的甚至因此拒绝或推迟怀孕生子的时间”。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人们把独生父母构架的新家庭结构称之为“421家庭”，即“四个老人，两个独生父母，一个孩子”，权力最大的不是年龄最大的家长，而是年龄最小的第二代独生子女，即“独独一代”。这是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区别于传统的以夫妻轴为主的横向核心家庭模式，新的纵向型亲子轴将取代夫妻轴。

　　“第一代独生子女亲属关系的简单化使第二代独生子女家庭不可能和传统家庭一样有复杂的叔伯、妯娌、姑嫂等关系，但城市中三代同堂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陆林森说，独生父母构架的“421家庭”，将使中国的家庭变迁趋势走出一条反现代化的道路，与著名人口专家帕森斯的假设背道而驰。帕森斯20世纪初指出，现代化对家庭的最重要影响之一表现在家庭结构从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变迁。

　　关键是，“421家庭”对“独独一代”的成长意味着什么？“421家庭”也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独生父母尚未摸索到如何去带大下一代时，他们的父母就已迫不及待地越俎代庖了。根据包雷萍在上海做的抽样调查，45.7%的独生父母家庭由祖辈父母照料孩子，非独生父母中这一比例仅为28.1%。

　　包雷萍向记者反映了一个值得警惕的新趋势，隔代抚养“‘小耗子’比较容易早熟，他们的童年期太短，这样很不利于一个人的成长，有实证研究表明，早熟的孩子将来的发展很有限制”。包雷萍举例说，“小耗子”甚至懂得“挑拨离间”，利用祖辈和父辈两代人管教他们的观念冲突，故意制造矛盾，然后乘机得利。

　　“这些小孩子很狡猾。”包雷萍说，这种现象不知是喜还是忧。

　　陆林森担心的是，独生一代的父母会将自己的孙辈当作是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来抚养，用半个世纪前的传统观念，来培育成长轨迹完全不同的独生一代的下一代。而近年来的独生子女研究认为，人格和各种行为特征的养成，家庭教养方式是根本原因。

　　“生活的传承在独生父母这一代遇到了未及想象的障碍，如何让自己的独独一代能在健康平和的氛围下成长，不再像独生一代面临那么多偏见和标签，是我们社会需要来解答的新课题。”陆林森提醒说。

　　1980年代，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让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还有一件就是计划生育。这两件大事，一件改变了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另一件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生产方式。而后者，还在改变中国的人口成长历史，并诞生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名词——独生父母。

　　毋庸置疑，独生父母现象已经出现，并且在随后的岁月里愈加凸显。问题是，社会知道他们已经阔步来临了吗？社会知道怎样关照这个庞大的新兴群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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