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闫广英
何兆武老先生的《上学记》未出版之前，我就已经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了葛兆光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成为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待拿到这本书之后发现，序的标题被修改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说实话，我不觉得现在的这个序的标题修改得有何高超之处。在我看来，“成为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标题代表了葛兆光对何兆
武以及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崇高敬意，而修改后的标题特意渲染“幸福”和“自由”这两字眼，多少有虚而不实之感。事实上，书中表达得很清楚，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也真诚地追求幸福和自由，但是他们的整体命运却和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个体追求的幸福和自由几乎都幻化成泡影，因此倒不如说他们的一生是不断纠缠在怕和爱之间。
何兆武生于1921年，1939年考入当时因为战乱迁往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根据学者刘小枫对中国知识分子代群的划分，所谓“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指“解放的一代”，也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长，五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至今未退出角色的一代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其实是五四一代人在精神上的延承，他们的精神质地基本属于五四一代，真诚地相信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相信知识的力量能增加道德的勇气，反叛传统对人的压迫，寻求个体解放，因此被称为“解放的一代”。但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无论和“五四一代”或者是“四五一代”都还有着很大的不同。和五四一代比，他们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已经从个体的反抗自觉变成了集体的、国家的乃至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很大部分是“时代的精神状况”使然。李泽厚所提出的“救亡”和“启蒙”之间的关系正是他们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所在。而对于“解放的一代”和随后的“四五一代”之间，用刘小枫的话说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从真诚的相信走向了真诚的不信”。
“救亡”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而“相信”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以及国家身份的集体认同。在《上学记》中，何兆武老先生讲述了从1921年出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的前半生成长读书的经历。那一时期恰恰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虽然一直警惕“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但面对日本的侵略不可能无动于衷。何兆武先生在书中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结，而他们那一代人难以了却的一个情结就是“对日本人的仇恨”。因为这个统一的仇恨日本侵略的情结，他们由一个个自由的个体走向集体。作为个体追求的幸福和自由精神在他们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那一刻丧失殆尽。这就是“救亡”压倒“启蒙”之后，知识分子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后来反思中最大的“怕”。
本书第二章何兆武关于1939年至1946年就读西南联大期间的记述最为精彩，无数被历史尘封的人物在何兆武的讲述中变得鲜活、生动、可爱。难以想象，那个时期居然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自由和幸福的时刻，尽管物质极度贫乏，但战争挡不住他们求知的热情。也许正因为物质方面的缺乏，才成就了他们对纯粹精神的追求和顿悟。书中有一段何兆武与好友王浩对“什么是幸福”的讨论，“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正是这种单纯而真诚的对知识的热爱，成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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