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明

　　这群年轻人几乎都做过传销，伤过，也后悔过。而今，他们是“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

　　不过，这个带“国”字头的协会，实际上只是个民间组织：没有注册，也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里边的十来名工作人 员，包括会长李旭在内，除了报销电话费、食宿票据，并无工资。

　　加入“中国反传销协会”半年的小姚，至今也没有回答父母“又去干吗了”的疑问：“哪里敢说，怕他们担心。”

　　加入协会前，小姚在辽宁省做传销，“真是被传销害死了！”逃出来后，小姚加入了协会，“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

　　然而，“协会的未来会如何呢？”小姚一时间想不出任何说辞去告诉父母，不仅仅是他，协会里不少人都和他一样， 提及未来，一样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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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救一个是一个”

　　今年1月10日，一度身份是传销者，继而是反传销志愿者的李旭牵头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在此之前，民间 的反传销一直存在，但力量分散，而且因为没有“组织”，缺乏交流。为了解救传销者，志愿者往往冒冒失失地深入传销组织 ，非常危险。

　　志愿者“曙光”在一次“解救”活动结束后，起身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7个二三十岁的男子上来就打。一人掏出 匕首连刺了“曙光”四刀，三刀在后背，一刀在大腿。其中后背最深的一刀刺入左边肋骨横膈膜。

　　“110”赶到后将“曙光”送到医院。“当时整个人都软了，脸色惨白，医生说失血过多，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反传销志愿者在全国依旧超过8000名。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反传销足迹，也遍及江西、河北 、黑龙江、广西、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等地，成功解救的传销人员达6000余名。

　　这些志愿者也都成了协会的志愿者，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部分成员曾经是传销组织高层骨干，了解很多不为人 知的传销黑幕。

　　怎么样才能把传销者解救出来？协会认为，相比其他组织，包括政府，协会及其志愿者有着天生优势：劝说成功的前 提是知道较多的内幕和漏洞，比如，传销的宣传，做到B级可以拿多少钱，住什么样的宾馆；做到某一级别，工资奖金都会是 多少。“给你都算出来了以后，搞传销的人就明白了，一切都只是个骗局。”

　　在反传销志愿者界，有过传销经历，往往是能否成功劝说传销者的关键。“你一张嘴，对传销门道一清二楚，受害者 就有了信任基础，才愿意听你往下谈。”

　　与之相对的，则是数以千万计的传销队伍。“你知道中国的传销队伍有多大规模？仅仅异地邀约的传销就有上千万人 参与，还不包括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传销。”李旭说。今年6月28日，协会公布了一批“传销组织黑名单”，指的就是 “公司传销”，数量就有近百家。

　　也正是因为传销队伍如此“浩浩荡荡”，问及小姚“反传销主要应由谁来做”，小姚顿了顿，还是把希望投向了政府 ：“协会做的只是杯水车薪，不过，能解救一个是一个。”

　　“是反传销还是诈骗”

　　协会成立时，李旭租下一套简易的两居室，作为办公场所。对于两居室的用途，李旭并没有告诉房东，也不敢。“那 时房东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协会，更不敢让邻居们知道。”

　　“我们怕影响到邻居，怕他们知道了不好，出门都是小心翼翼。”回忆这段经历，李旭甚至觉得简直跟当初自己搞传 销时一样，“偷偷摸摸”。

　　协会成立以来，一直在努力“转正”，希望能有个正式身份。其实，早在去年协会初创前，就开始申请国家工商总局 作为协会的主管单位。不过，这个申请至今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由于缺少主管单位，协会并无正式身份，至今也没有正式在 相关部门登记注册。

　　小姚准备在今年春节或者明年晚些时候向父母交代自己的“动向”。“等不及协会‘转正’了。现在干‘反传销’， 好像也同样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问题，现实问题一堆堆地摆在面前：结婚？工作？”小姚说。

　　10月13日，记者采访小姚前，他刚刚和一个在廊坊做传销的青年聊完天，进展非常顺利。尽管搭进去9万块钱， 这位青年还是决定收手不干了。聊到最后，青年恳求小姚隔两天再来一次。“也和我女朋友聊聊，她也不能再搞传销了。”

　　其实，许多反传销工作做起来并不顺畅。李旭提起过这样一个故事：今年6月，一个在北京某大学读书的女研究生求 助协会，告诉协会她的母亲在南方陷入传销组织。协会工作人员经过努力，从南方将这位母亲解救回北京，在协会呆了3天。

　　这位母亲来到协会的第一天，其实就已经被说服，知道自己做的是非法传销。但面子上过不去，老太太说协会搞非法 拘禁，砸门、大吵大闹后，还抢电话拨打了110。

　　“中国反传销协会还没有正式注册，其主体是不合法的，就跟人没有户口一样。”北京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万臣告 诉记者。

　　一名熟悉公益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律师告诉记者，“中国反传销协会”没有在民政局注册，甚至没有工商注册，任何 身份都没有，自然无法执行行政机关拥有的相关强制措施。“现在来看，它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如果一直无法注册，很难想象 协会最坏的结局会是什么。”

　　“身份确实很尴尬，因为没有注册，有时候真心实意去帮助人家，求助者还不信任。有时候都到了楼下，求助者却不 敢上来。一些求助者还让北京的亲友先来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骗子。”李旭说。

　　入会刚满一个月的龚晓杰因为对传销并不怎么清楚，一个月里都只是在办公室里坐着，接待来访、来电。不过，尽管 时间不长，龚还是发现，无论身旁的同事，还是反传销志愿者都认为自己做的是“伟大的事”，但批评的声音还是不少。

　　这些批评声音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传销组织。一篇名为《“反传销协会”的尴尬》的文章甚至直接以“是反传销还是 诈骗”作为开头。协会当即组织了文章逐条回复，给协会打电话求助的人们，疑虑这才慢慢消减。

　　经常接到求助者电话后，龚晓杰慢慢对打电话求助人带着的疑虑习以为常：“也不能怪他们，我们本身确实不是什么 国家承认的组织，人家上来就问：你们归哪儿管？”

　　每当电话的另一头沉默下来，犹犹豫豫时，龚便知道对方在怀疑协会是不是骗子，“这种疑虑很正常，被忽悠去做传 销本身就是被骗，现在找人帮助反传销时，对对方是不是又是骗子自然多了条心思。”

　　今年有位在广州打工的女孩找到协会，她的弟弟在徐州做传销，从家里骗的6000块钱都花完了，又回来要，女孩 请求协会帮帮她弟弟。

　　有过一次接触后，女孩认为协会是骗子建的，“一个‘国’字号的协会怎么可能建在居民楼里？”

　　这期间女孩从网上查到一个心理医院，花了3000多元把弟弟送去治疗。结果，从医院出来第二天，弟弟就又去做 传销了。母亲气得一口气喝了一瓶白酒，也被送进医院。

　　女孩的弟弟最终还是在协会工作人员的劝说下脱离了传销组织。而解救之前，女孩无数次地验证协会的真假，也多次 与协会接触，足见协会的身份之尴尬。

　　“差旅费先打过来”

　　如果不是因为“钱”的因素，求助者的疑虑至少会大减，然而，没有国家经费支持，没有业务，“租房钱、差旅费、 吃、住……哪一样不需要花钱？”

　　龚晓杰告诉记者，对于求助者打来的电话，特别是外地的求助电话，协会没有经费支持工作人员远去救助，“出发的 前提是差旅费能先打过来。”

　　“比如去昆明，火车票、吃饭、住宿，这些基本的事项不解决，工作人员就是连昆明都到不了。”不过，差旅费也没 有想象中那么高：“甚至可以求助者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求助者住哪儿我们住哪儿，住在家里，打地铺啥的也行。”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反传销协会章程》里，收取差旅费并无不妥。根据章程第二十九条，协会的经费来源有4个， 分别为：捐赠、有关单位资助、在允许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经费一直是困扰协会的难题。尽管也有一些零星的捐款，但对于维持机构的运转仍是捉襟见肘。当租下协会的房子时 ，协会连租金都付不起，几个工作人员每人出资1000元才解决了问题，尽管房租才1300元每月。

　　“协会的运转依然非常吃力，上个月的开支还亮了红灯，目前是在苦苦维持，我们心里没有底。”李旭说。

　　龚晓杰常常为向求助者提差旅费的事情头疼，“觉得说这句话需要下很大的勇气。”不过，不说这句话，协会面临的 可能就只有关张了。“我们把传销者救出来，他们的家人感谢我们，捐50元、100元的都有，甚至一捐就捐1000元的 也有。”这笔捐款成了协会运作的主要资金。

　　因为有着对反传销事业的极度热情，加上熟悉传销组织运作规律，小姚得以成功救助出很多传销者。在反传销志愿者 界，小姚外号是“反传狙击手”。不过，美名之下，小姚想给父母“要稳定下来”的感觉，似乎还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