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2006年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上传出消息，今年全市近200家的二级及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将试水“药房托管”，以后，三级医院机构可能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开。当谈到医疗行为中的回扣问题时，分管卫生工作的许仲梓副市长大声质问：“我要问问在座的院长、区卫生局局长，你们为什么管不住医药回扣，如果管不住，是不是要由卫生局成立药品、耗材采购中心统一管理，卫生局局长再管不住，我许仲梓来管，我就不相信管不住!” （《金陵晚报》2006年2月16日）
所谓的“药房托管”就是指卫生部门物色一部分药品流通企业来托管医疗机构的药房，使医疗机构和药房分家，以有效切断不规范的药品购销行为，从而有效降低老百姓用在购买药品方面的费用支出。但是将“药房托管”作为阻断医药回扣的“隔离墙”作用很有限，不能盲目叫好。
即使医院实行了“药房托管”，虽然“看病”和“取药”在单位上实现了分离，“看病”归医院管理，“取药”归药品流通企业管理，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切断医药回扣的存在。在医院和药品流通企业都追求最大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医院的领导、医生还可以很容易和药品流通企业达成潜规则的共识，医院照样开大处方、开高价药，然后由药品流通企业支付医院和医生的回扣，形成了事实上更隐蔽的回扣。
要使“药房托管”发挥应有的阻断医药回扣的“隔离墙”作用，除了监管还是监管，只有在采购、价格等等关键环节辅助以有效的监管，才能使“隔离墙”坚硬起来，不至于双方随便的地下动作就会将不结实的“隔离墙”击倒，所以“药房托管”不能一托了之，监管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失去了有效监管的“药房托管”和没有托管的药房一样“相当地喜欢回扣”。
不管是实行“药房托管”模式还是实行“竞价采购，统一配送”模式，这些做法都不是医疗改革的最理性、最科学的办法，相反，这些办法更多地给人一种消极和尴尬的感觉，实在是无奈之举。这从副市长对医院院长的质问就可见一斑。“我就不相信管不住!”言外之意就是说市长肯定能够管住医药回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治”大于“法治”的无奈。其实，市长真想管住医药回扣还不一定管得住，卫生部长、药监局长都管不住医药回扣，更别说分管的副市长了。
说到底，医药回扣最终只有依靠法治来解决，需要依靠有创意的、可操作性强的、执行力强的良好的法律制度设计来保证，“官治”只能起到暂时的有限作用。日前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意味着发生在医疗机构的药品、器械采购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如收取药品回扣、赞助费、新药推荐费等，数额较大的，也将以商业贿赂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期待着“法治”医药回扣时代的早日到来。
(作者：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