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林
“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一份意在解决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提案在“两会”上引起了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提出，为了缓解在同等条件下女大学生就业签约率低于男生的局面，有条件的大学可以“因女施教”，实行差别教育，优化女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据《南方都市报》3月8日报道）
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的我国共有大学毕业生280万，有80万人不能及时就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女大学生。在同等条件下，女生签约率明显低于男生8个百分点。此外，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也很难落实到位。女性就业的社会歧视问题已日渐严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柴宝成委员提出“因女施教”的提案，其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在笔者看来，“因女施案”本身就有性别歧视之嫌。
从法治层面来看，宪法及相关法规明确指出，公民享有平等参加劳动的权利。女大学生之所以就业难，关键在于当前对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没有落到实处。而“因女实施”，一方面等于间接承认某些用人单位歧视女性事出有因，实际上是对这种违法之举的一种妥协、姑息；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则可能藉此对女大学生提出更为苛刻的应聘条件，进而使“因女施教”左右为难，相关法规成为一纸空文。比如，眼下，不少企业要求应聘女大学生必须每次至少能喝半斤以上高度白酒，那么，在高校的“差别教育”中是不是应该以所谓市场为导向，增设“怎样喝酒”、“如何划拳”之类课程呢？笔者以为，必须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而不应该以带有歧视色彩的“因女施教”去满足人才市场的病态性需求。何况，“因女施教”还有剥夺女生与男生平等接受教育的嫌疑。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因女施教”将助长“重男轻女”陋习。女大学生就业难与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存在的“重男轻女”封建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在当下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势下，由于性别歧视仅仅面临无关痛痒的道德指责，所以一些用人单位对女学生开出的应聘条件越来
越刁，越来越荒唐。这两天，就有部分人大代表对全国62个定点调查城市中67％的用人单位提出性别限制，甚至将女大学生不得结婚、不得生子作为录用“硬指标”，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义愤。（据东方网3月8日：《人大代表直陈就业歧视 女性就业须不结婚不生子》）而“因女施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好迎合了一些用人单位歧视女性的畸型要求，将他们认定的男女有别通过制度化的差别教育定格下来。如此一来，女大学生的就业门槛势必会被抬得更高，选择岗位的余地也将随之变得更小。据说，怀揣本科甚至硕士文凭去做老板们的全职太太，已经进入
了部分女大学生的“就业”野视。这毕竟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事实上，大量女大学生应聘受阻，不仅人格尊严受到伤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还可能给恋爱、婚姻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以致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
所以笔者认为，“因女施教”非但不是破解女大学生就业困局的有效路径，反而有加大职场性别歧视、激发社会矛盾的可能。针对大面积存在的就业性别歧视，各级政府除了进一步加强对用人观念的正确引导外，还应对现行劳动法进行必要的修订，加大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惩罚力度，切实维护女大学生劳动就业的正当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