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重庆市首次对渝中、九龙坡两区共2047名涉及建筑、个体、雇用劳动和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大部分是民工）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不记名调查。在1523名已婚者“配偶不在身边如何解决性需求的”调查中，621名愿意作答者中承认“性出轨”的竟然占了约4成，其余902人选择了拒绝回答。（见《重庆商报》4月11日）
“配偶不在身边，你如何解决性需求？”据了解，有902人选择了“拒答”，这也是数十个防艾问题中唯一被拒答的问题。其余621人中大部分人选择了自慰，还有一部分表示自己无需求或克制，剩余的259人则坦承自己通过“购买性服务”、“与熟人发生关系”和“有固定的朋友”等“出轨”方式来解决性需求，约占4成。对这种现象的解读，离不开对整个社会背景的考察。我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上千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但这个群体常常被淹没在歧视和偏见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公平的地位，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与他们相距甚远。正因为如此，民工的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被专家称之为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4成民工曾用出轨方式来解决性需求，在笔者看来，就是生活在孤岛上的写照。
4成民工曾用出轨方式来解决性需求，并非说明了农民工的品质问题，而是表明了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无助状态，甚至是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无助感。往深层次上说，民工性出轨，说明民工发展权的被忽视。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生存权与发展权是对弱者的关怀与尊重，只不过各自的表达方式有所差异罢了。生存权是一面永远舞动着的“社会弱者的权利”的旗帜，而发展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和弱势个人提供缩小与强势群体及强者间差距的机会。因此，要想消除这种现象，就应该改变民工通过“廉价”的感官娱乐和刺激来满足欲望的边缘化生存状态，
更进一步说，4成民工曾用出轨方式来解决性需求，从本质上揭示了农民工可行能力的缺失。“可行能力”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一个人免受痛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等，可以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能够识字、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人们在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阿玛蒂亚?森把它称作“实质自由”。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人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有资格上学受教育等。正是可行能力的缺失，导致了4成民工用出轨方式来解决性需求，这是一种无奈的必然。
众所周知，农民工被完全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一种随时受到威胁的状态。这种受威胁的状态必然导致农民生活的精神孤岛现象，必然造成伴随农民工的一些看似低下的选择，如性出轨等，而要解决这种现象，必须从扩充农民工的实质自由出发，提升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