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是一个单纯且怀揣梦想的时代，读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便能获得心灵最直接的温暖和抚慰，而“理想”一词，还在大学生的字典里闪闪发光。他们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励着，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国家 “包养”的体制也让他们终身有靠，从而不用太多考虑形而下的苦恼。

　　编辑 吴金 记者·王越 北京报道

　　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子。那时候的中国大学生，衣着朴素，理想高蹈。

　　考上大学，等于捧上“铁饭碗”

　　已经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邓映如是北京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他至今还记得，1985年那个溽热的7月，他在一天时间内办好了自己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并在当晚便带着单薄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故乡湖南的火车。全系同届有51位同学，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像他这样回到了故乡工作，其余的全部留在了北京。

　　那尚是人们习惯以45度角仰视大学毕业生的年代。作为奇货可居的稀缺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当年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张华为了救落水农民不幸身亡时，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是不是值得用大学生的命来换农民的命。尽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二人的生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这场讨论，足见大学生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邓映如毕业这一年之前，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采用“单轨制”，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大学生除了可以公费读书外，每月还能领到数十元助学金，基本能够支付自己在校的日常开支。相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也采取“统包统分”模式。简单而言，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换句话说，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铁饭碗”，从此终身有靠。更不用说邓映如所在的北大，是令所有中国学子都心向往之的顶尖学府，而他的文学专业，在当年也一度炙手可热，就业对于他们从未成为一个问题。

　　邓映如说，平均每人有五六种就业选择，对他和他的同学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从理论上说，当时毕业生要完全服从国家的安排，并无自由选择空间，但实际上，处于象牙塔尖的一流学府毕业生大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和爱好主动联系用人单位，而且几乎毋庸置疑的，也都会得到无比热情的反馈。“不要说拒绝，就连‘考虑考虑’这样的托辞都没遇到过。”

　　碗里的饭不对胃口，也得往下咽

　　当时中文系毕业生大致有几个去向：媒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对于大多数怀揣着文学梦，希望在专业领域内有所作为的热血青年们来说，其理想程度依次递减。所以，如今绝对会令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去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担任公务员的就业机会，对当年的邓映如和他的同学们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不过，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耀眼的政坛明星。他是胡春华，这位1979年以全县最好的文科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的湖北省五峰县人，1983年被分配到西藏团委任干事，现在他已经是河北省省长。

　　邓映如比胡春华晚两届，他的同学大多选择了报纸、杂志等媒体，一方面能够发挥专长，另一方面也不会远离文学。也有些人去高校从事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只有少数人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公务员。而进入企业从事行政工作这条路，几乎没有人考虑过。

　　邓映如的理想是做一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新闻记者，所以他也早早联系好了几家媒体，准备做进一步选择，却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改变了他为自己设定好的人生轨迹。

　　“国家指令性计划”，又是一个富有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名词，通俗地说，这是国家亲手包办毕业生与某些用人单位之间的“联姻”。打个比方，假如煤炭部所属的淮南煤炭学院想引进北大毕业生，那么可以通过煤炭部申请向北大要人，摊上指标的毕业班就必须要有一个人顶缺，而一般情况下，来自用人单位所在省份的毕业生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选择。所以那一年，一个去向是湖南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落在了湖南籍毕业生邓映如身上。

　　“铁饭碗”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它的弊端——固然不愁没有饭吃，但倘若碗里的饭并不可口，也只得硬着头皮往下咽。当然，不是不能拒绝国家的安排，但那同时也意味着无法获得学校开出的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是北大毕业生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更无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单位报到。

　　年轻的邓映如在沮丧和无奈中度过了1985年的三四月份，毕业生办理户口留京手续的截止日期也过了，原本一心想留在北京的他只得打点行装准备回湖南，去他从未期望过、也全无了解的单位奉献青春。

　　二十多年之后，邓映如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是不胜唏嘘。虽然在他离京的前一天，学校分配办突然通知他已经另有人顶上了“指标”，可北京也已注定不再是他所能停留和大展身手的舞台。他回到湖南，在从前一位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与自己专业比较对口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时光一晃就到了现在，他的记者梦成了个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包办婚姻”转向“自由恋爱”

　　也许晚几年毕业，邓映如的选择和命运都将有所不同。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就业制度的相应变革，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对国家招生计划内的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自此，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开始向“双向选择”逐渐转变，供需方“自由恋爱”的曙光照进了铁桶一块的“包办婚姻”。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在中国社会中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

　　到1988年，北大中文系84级学生韩敬群毕业时，毕业生们的就业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相比师兄那一届，“计划”的色彩淡了许多，可他们面对的选项也明显减少。尽管从专业关联度、社会美誉度和收入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媒体对于中文系毕业生来说仍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吸引力显著提高。在韩敬群的同届同学中，就有好几位忍受着专业不对口的不适，去了南方的海关系统。

　　当年学习成绩优秀、年年能拿奖学金的韩敬群是班里公认的搞学术的好苗子。本科毕业后，他又留校读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

　　时值80年代末，以加速度飞快积累的物质财富让人们的思想遭受着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也是在这个时候，“卖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论调一天天甚嚣尘上。坦白地说，高校年轻教师的惨淡待遇让学生时代的韩敬群受到不小的震动，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在“每年必须发多少论文”的压力下被动地亲近他所热爱的文学，所以，还没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就明确了一件事：自己肯定不会继续留在高校里。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虽然年龄上差着几岁，但对于同是“60后”的邓映如和韩敬群来说，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文学和文字相关领域里建功立业，是他们毕业时一致追求的首要目标。至于工作的薪酬待遇，完全不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会成为许多毕业生择业的决定性因素。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国家干部邓映如的起始工资级别是23级，领到的第一笔工资有50多元，一年以后转正，工资涨到了80元左右。刚去时，出版社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包了几个双人间，免费提供给新分来的大学生暂住。不到半年，又给他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宿舍中分了个带阳台的房间。没有居住成本，邓映如不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而且每月至少可以存下一半工资，寄给在老家的母亲。对于他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几年后成家的时候，只要领了结婚证，就可以申请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房，每个月只需象征性地付点租金。“消费”这个词之于他们是陌生和隔膜的，一无动力，二无能力，三无市场，单纯的生活同时也意味着较小的压力。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韩敬群的起点相比师兄要高上许多，因为有研究生学历，他进入出版社后首月工资是170多元。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的妻子的工资与他差不多。两个人收入加起来有400元左右，但他的感觉仅仅是够维持正常的生活，远不如师兄宽裕。

　　他记得毕业后不久有位同学帮他们搞到了一台日立电视的指标，价格约折合人民币3000元，相当于他们俩大半年的收入。思想斗争了很久，他们决定买下。基本全无积蓄、也很难从清寒的父母那儿得到支援的他和妻子四处告贷，终于凑出了这3000元，之后便过了好一段拼命省吃俭用攒钱还债的窘迫日子。几年后他们有了一间19平方米的小平房，虽然挤迫，可在大多数还居无定所的同学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幸福了。

　　在韩敬群安贫乐道的同时，他的87级师弟王旺桂抛弃了北京某国营制药厂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南下广州，成为第一批“下海”试水民营经济的弄潮儿。王旺桂说，之所以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一是因为广州那家广告公司可以给他开出高得骇人的1500元月薪，二是因为相较原来炮制公文的活儿，他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新工作上要有用武之地得多。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邓映如，到韩敬群，再到王旺桂，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们的去向越来越分散和多元。韩敬群大略地算了一下，加上中途转行的，他的同班同学中现在真正从事文学相关工作的人占比不到一半。仍对文学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他虽然在出版行业已经算事业有成，却还是把自己归入了“失意者”的行列。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的王旺桂也与师兄心有戚戚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作为曾经的大学毕业生和如今一届又一届新的大学毕业生的领导，韩敬群常常为他的后来者们感到莫名的担忧。他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压力、迷茫、不安全和不确定。和自己那时候相比，他认为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而大学毕业生们能得到的机会也少多了。

　　而他的师兄邓映如用了更直白的比方来形容大学毕业生贬值这一事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过高中的人已经算了不起的文化人，可是到了80年代，上过高中的人比比皆是。如今大学毕业生的普遍程度，与80年代的高中生大致相当，相对而言含金量不如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因此也不能期待受到“天之骄子”那种抢手的待遇。当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社会对于人才的起评线已经提高，这是时代的进步，却并不意味饭碗的绝对数量在变少。

　　让邓映如和韩敬群都忧心忡忡的，是越来越畸形单一的评判“成功”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和之后职业生涯的影响。仿佛当官与赚钱才是成功的标志。

　　韩敬群说，直到现在，他们同学聚会时都不会把挣钱多少、官阶高低作为相互比较“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家衷心佩服的，仍然是那些才华横溢、能写出好作品的同学。然而他也很理解当下的毕业生们在就业过程中愈发直奔主题的思路，毕竟他们初出茅庐就要与残酷的生存短兵相接，连缓冲和喘息的机会都很难有。同情、着急，可是爱莫能助。

　　2008年10月，北大中文系84级同学举行了他们的毕业二十年聚会。在为这次聚会专门制作的纪念册上，韩敬群在后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