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令第381号，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于8月1日起正式施行，至此，延续了近20年的我国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强制性“收容”制度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愿受助为前提的无偿救助。

　　可以说，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存在需要救助的人，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的收容救助制度也在不断地演进、改善，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收容救助办法。本报驻美国、法国、印度和肯尼亚等国的记者就各自所在国的收容救助制度发回了系列报道，希望能对我国的收容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一些借鉴。

　　印度：乞讨人数众多 收容措施相对完善

　　《世界新闻报》驻印度记者 邹浩宇 赵玉华

　　根据印度的法律，印度公民在国内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和工作，但乞讨是被法律禁止的。尽管如此，印度独立50多年来，流浪乞讨人员存在的大量问题仍是困扰印度社会的一个顽疾。

　　收容措施相对完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印度政府中的“社会公平与权利部”主要负责相关政策的制定，并管理低种性少数民族残疾人、街头乞讨者和动物的福利。印度政府还成立了一些救助机构，如孤儿院、专门收容无家可归妇女的机构和专门收容老人的机构，等等。这些收容机构均由政府出资，负责为被收容人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对其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政府会呼吁一些财团出资为他们提供培训，以便他们将来能够参加工作，自力更生。

　　印度还有一支重要的社会救助力量，即各个宗教组织。印度有80％的人信仰印度教，其它人信仰锡克教、耆纳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些宗教组织经常举办慈善活动，给予流浪乞讨者衣食。德里高等法院律师苏巴什·帕拉沙里介绍说：“宗教组织的慈善活动有定期的或不定期的，除了施舍食品，还分发一些衣物，帮助一部分人摆脱了生活困境。”

　　此外，印度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也利用传统节日等机会，呼吁人们关注贫困人群，为社会、为他人多做善事，给孤儿和老人以关怀。这些活动虽然不能很快产生实际效果，但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唤起社会对乞讨人群生存状态的关注。

　　流浪乞讨者较为庞杂

　　尽管印度政府有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印度社会的特殊性，流浪乞讨人员从未消失过。据统计，印度首都新德里1600万人口中有100万流浪行乞人员。在印度，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许多贫民窟，那里的人大多来自贫困的乡村，其中一部分人就靠拾垃圾和讨饭维生。一些乞讨者一天最多能讨到700卢比（约合117元人民币），而政府的收容政策又不带有强制性，因此，有很多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到收容所。

　　此外，印度一些乞讨者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乞讨到更多钱物，竟然残害幼童，故意将其致残，骗取善良人的同情；还有的乞讨者不愿意劳动，讨到钱后居然用于酗酒。因此，如何区别对待不同的乞讨人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美国：政府管得少一点 社会管得多一点

　　《世界新闻报》驻联合国记者 钱军

　　近年来，美国的收容救助制度发生了不少变化，目前的救助原则是，鼓励被救助者从事工作，争取自食其力。在实际操作中，美国政府的作用没有民间慈善机构大。

　　政府管得少一点

　　美国的收容救助制度是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对扶贫济困、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扩大福利渐渐演变为总统候选人争取选票的手段之一，加上管理不善、浪费严重，福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培养懒汉的温床，引起了美国广大纳税人的不满。

　　1996年8月26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福利改革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将拨给各州一笔固定款项，各州有权选择自己所愿意实行的社会救助体制。救助计划的受益人可以有两年的时间寻找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在其一生中接受5年以上的国家补助。另外，补助在某些情况下会减少（如母亲不能指认孩子的父亲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会增加（如未成年母亲继续上学时），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激励机制。

　　福利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纳税人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满，并间接促成了美国失业率的下降。克林顿还将《美国同情心的悲剧》一书作为制定福利政策的重要参考读物。该书认为，政府只有减少救济，让更多的人就业，恢复紧密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才是解决贫穷问题的出路。目前布什推行的减税计划也是要减少福利，推动更多的人去工作，让政府管的事少一点，让社会管得多一点。

　　社会管得多一点

　　福利制度改革7年以来，美国政府在救助管理上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政策，民间的慈善机构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仅纽约就有500家救助中心，救助范围很广，包括无家可归者、家庭暴力受害者、退伍或伤残军人等。记者走访了政府财政资助的一家专为退伍军人服务的救助中心，里面非常干净，被救助者大多数都是黑人，每个人都有单人床和贮物柜，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此外，中心里还有图书馆、计算机房、医务室、健身房和宗教祈祷场所。老兵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何时离开救助中心。不仅如此，当他们进入救助中心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替他们填写了申请政府廉租房的表格。

　　纽约一家天主教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李戈说，很多受政府资助的救助中心都承包给了信誉良好的民间慈善机构。承包合同规定了承包机构的责任，承包机构将接受政府委托的审计部门的严格监督，所有开支都必须有详细的记录。在被民间慈善机构收容的人里面，如果有人吸毒或酗酒，工作人员将帮助他们联系戒毒所或者去戒酒，但是去不去是自愿的。当然，如果吸毒者或者酗酒者对其他人造成了侵害，就会被法官勒令去戒毒所或者去戒酒。

　　不过，美国的大部分救助中心不是随便能进的，需要登记拿号，并等上两、三个月才能入住。因此，有些慈善机构和教会还提供了一些可以随时入住的临时庇护所。曾在佐治亚州等地从事过救助工作的李戈表示，和纽约相比，在这些地方被救助人等待入住救助中心的时间比较短，但是纽约的救助中心发的交通费和免费食品券（一个月有400美元）比较多，而且打散工的机会也较多。

　　法国：40名救援警察 救助万名流浪者

　　《世界新闻报》驻法国记者 朱博英

　　尽管法国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富裕的西方国家，但其国内依然有11％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很多都是无固定住所的街头流浪者。法国全国人口研究所2000年的一份调查统计表明，全法共有20万无家可归者，而常年在首都巴黎街头流浪的人就有近1万名。巴黎“无家可归者救助队”就是一个专门为那些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提供帮助的警察机构。

　　“无家可归者救助队”隶属于巴黎市警察总局，其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流浪者收容队”，1968年改为现名，目前共有常备警员40名。但是，仅凭这些人力来应付巴黎街头近万名无家可归者实在有些力不从心。逢严冬和酷暑之时，街头流浪者往往骤然增多，40名警员更是忙得团团转，这时，巴黎市警察总局就会临时抽调一部分警力进行增援。

　　这么多的无家可归者如何管理呢？“无家可归者救助队”队长米歇尔·多兰上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无家可归者救助队”有许多合作伙伴，它们中既有政府投资的公益性接待中心，如巴黎近郊的“南泰尔无家可归者医疗和接待中心”等，也有一些诸如“爱心食堂”这样的社会民间机构和组织。“无家可归者救助队”本身则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负责沿街巡逻，随时对无家可归者进行救助；二是对无家可归者进行鉴别审查，确定他们的身份，并按照他们提出的要求将其送到相应的救助中心。

　　在日常工作中，救助队大多数队员都在外巡逻，总部只留有队长、副队长、秘书及一名调度。调度主要负责接听求助电话。一旦接到无家可归者打来的求助电话，或者是市民的“举报电话”，调度会立即通知在附近巡逻的队员，要求他们火速赶往指定地点实施救助。队员首先要对无家可归者进行简短的审查，确定他们的身份和所需要的帮助，然后才按不同情况与相应的救助中心联系。

　　为了更好地对无家可归者进行救助，“无家可归者救助队”还与“巴黎社会急救站”协调了工作时间。前者从每天早晨5点工作到晚上9点半，夜间时段主要由后者负责。法国政府社会事务部下属的“公共卫生及社会事务处”则专门负责协调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

　　尽管法国目前的救助系统已经比较完善，但真正使无家可归者重新融入社会的例子并不多。多兰上校认为，仅有完善的收容设施还不够，重要的是政府要对那些无家可归者有持之以恒的责任感，社会各界都要对他们给予理解，各民间机构也要进行长期的通力合作，尽快让他们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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