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给钱就能拿到逮捕证确实令人感到十分震惊。更难以置信的是，要逮捕的这些人都是印度政界及司法界耳熟能详的要人，但那名糊涂的法官既不去核查他们的身份，也不去核实住址，就在金钱的诱惑下轻易地签发了逮捕令，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环球》杂志驻新德里记者/王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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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最近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一位断了12起案子的法官，竟然玩了一把“金钱换逮捕证”的游戏，要捉拿的不是别人，而是印度堂堂一国总统以及3位司法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消息经媒体披露之后，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刹时间，全国上下议论纷纷，人们一方面痛斥司法界腐败现象，更对记者获得新闻的手段与方式褒贬不一。

　　4万卢比换逮捕证

　　去年12月，印度收视率最高的ZEE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在古吉拉特邦采访时，偶然听说当地司法界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一些尔虞我诈的商人为了搞倒对手，经常不惜重金收买法官和律师，并通过他们动用法律手段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当地一位商人把自己是如何被对手串通法院逮捕他的经历告诉了这名叫维杰·谢卡尔的记者。出于职业敏感，谢卡尔立即感到这里面一定有精彩的故事。于是，在今年1月13日，他随同一个采访组再次来到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准备亲自打探相关内幕，以便将当地司法腐败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众。

　　谢卡尔首先设法找到了一个名叫乔特里的律师，并谎称自己是一名受害商人，他告诉乔特里说自己被竞争对手逼得走投无路，希望有人能帮助他“摆平”此事。乔特里在听完谢卡尔的“遭遇”后，便把他带到艾哈迈达巴德的梅克尼纳格尔地区法院，并将他引见给另外两名律师。这两名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谢卡尔，只要肯出“银子”，让谁坐牢都行。谢卡尔表示希望法院能够逮捕自己在生意场上的4个竞争对手。于是，律师们开出了价码：只要花4万卢比(约合850美元)就能拿到逮捕证。谢卡尔二话没说，当场付了5000卢比的定金，并答应在逮捕证下发的当天再付5000卢比，等拿到逮捕证复印件后再付1万卢比，至于剩下的2万卢比则要等事情完全办妥后再付。双方达成协议后，谢卡尔就将一张写有印度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名字以及他们住址的纸条交给了他们。没想到两天后，谢卡尔居然真的拿到了由梅克尼纳格尔地区法院法官博特签发的逮捕证。为了掌握完整的证据，谢卡尔如数付清了余额。

　　当然，由于逮捕证是通过“设局”获得的，并且罪名也不成立，因此逮捕令不可能得到执行。不过，谢卡尔还是表示，只要给钱就能拿到逮捕证确实令他感到十分震惊。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要逮捕的这些人都是印度政界及司法界耳熟能详的要人，但那名糊涂的法官既不去核查他们的身份，也不去核实住址，就在金钱诱惑下轻易地签发了逮捕令，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随后，谢卡尔开始了下一步行动：向印度最高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书，状告这些草菅人命的执法者，并将拍摄到的相关录像带交给了最高法院作为证据。目前，最高法院已开始受理这起离奇的案件。首席大法官克雷难抑心中的激愤，他说：“这到底是怎么了！只要4万卢比就可以拿到逮捕证。如果让此类事件继续发生下去，整个司法体系就要崩溃了。现在该是采取严厉行动的时候了。”1月29日，克雷在司法界一次高层会议上再次痛斥了这种现象：“法院都敢这么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其他部门的腐败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会议决定，令印度中央调查局立即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与此同时，古吉拉特邦法院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起诉3名为谢卡尔牵线的律师，并停止了法官博特的工作。

　　实际上，这次曝光行动并不是印度传媒的“处女作”，3年前，它们就利用类似手法揭露了高层在军火交易中的腐败现象，同时将那些平时道貌岸然，背地里却干着鸡鸣狗盗勾当的伪君子的丑态暴露在电视画面上。刹时间，印度政坛被搅了个天翻地覆。

　　“武器门事件”余波未了

　　2001年3月13日，ZEE电视台播放了印度军政界高级官员受贿的真实画面，人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包括执政的人民党主席拉克斯曼在内的一些军政要员明目张胆地把“商人”递过来的钞票塞进抽屉里。实际上，那几位“商人”是印度一家叫泰赫尔卡网站的记者假扮的。他们谎称自己来自英国伦敦西点军火公司，打算向印度国防部推销反坦克导弹系统、热感应装置等先进装备。他们希望眼前的这些要员们行个方便，并当面递上“好处费”。双方“交易”的整个过程早已被网站记者隐藏的摄像机拍了下来。随后，他们将剪辑后的录像带交给ZEE电视台播出。节目播出后，整个印度炸开了锅：议会被迫休会，在野党要求执政党立刻下台。为了平息众怒，当时的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和联合政府中两位党派主席先后引咎辞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武器门事件”。

　　为了挽救危局，政府一边对外宣布惩治腐败，另一边却加紧调查网站记者偷拍的动机和资金来源。受此牵连而下野的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痛骂网站记者搞得“全军士气低落”。内政部长和德里警察局长也在筹划如何杀杀网站的威风，其他一些部门开始下手审查网站股东是否有偷税漏税行为。面对强手咄咄逼人的架势，泰赫尔卡网站干脆把第二枚“重磅炸弹”又扔了出去。同年8月22日，网站向一家报纸公布了他们掌握的另外一桩丑闻，即网站记者拍到的几名高级军官嫖妓的过程。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对党立刻抓住机会，对执政的联合政府穷追猛打，再次要求执政党下台。

　　在印度，用类似手法揭露丑闻的做法层出不穷。早在1994年，孟买一家报纸的一名记者就用类似的办法搞到了要求逮捕孟买高级法院首席法官、马哈拉施特拉邦内政部长等官员的逮捕证。当时他只花了7000卢比(约合155美元)。

　　传媒的做法可取吗？

　　人们注意到，在最近这桩司法界丑闻被揭露后，ZEE电视台和记者倒是没有受到过分的刁难和指责，只是印度司法界一些人批评ZEE电视台缺乏职业道德，是通过谢卡尔“设局”而达到不光彩的目的。针对这种责难，在印度“颇有人气”的ZEE电视台立刻出面给予反击：“谢卡尔的行为并不违法，他无意丑化司法界。他的行为是符合记者的职业道德的，因为电视台有义务报道所有真相。”

　　对印度传媒一而再、再而三地揭露丑恶现象，印度高层也许已经“锻炼”得见怪不怪了，他们此次并没有表现出类似上次“武器门事件”曝光后所采取的过激举动，反而是一再表示要对此事严肃查处。这也许是高层默认了这种做法，也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吧。

　　与“武器门事件”曝光后的反应一样，社会各界针对这次记者揭露司法界黑幕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合法、合理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焦点集中在：记者用“设局”的方式达到目的做法是否合法？用“偷拍”的方式获得新闻是否有违职业道德？新闻报道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度？

　　印度宪法第19章第1条第1款指出，印度公民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但是1951年和1963年分别对该条款的修订案又规定，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保持良好的对外关系、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政府有权制止那些藐视法庭、诽谤或者煽动性的报道，政府有关部门有权对媒体进行审查和指导，以便维护国家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自由。

　　正因为如此，执政党才会在“武器门事件”曝光后严厉谴责网站记者获取新闻的手段是肮脏的。他们认为，当记者以肮脏庸俗的手段来揭露肮脏庸俗的事情时，两者在道德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给泰赫尔卡网站的记者扣了4顶大帽子：冒充军火商的欺诈罪；交易中的卑劣行径；侵犯个人隐私权；贿赂他人罪。

　　但是，泰赫尔卡网站的负责人回应说，“不寻常的环境需要不寻常的手段”。“不寻常的环境”指的是网站记者收集腐败证据时不得不进入的场合，“不寻常的手段”指的是使用虚假身份和偷拍。他认为，网站记者只有采用这种“不寻常的手段”的手段，才能捕捉到政府一些伪君子的丑态。网站只是犯小错，但揪出的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犯大错的人。

　　大部分印度民众对记者的“非常”做法表示了极大的理解，他们认为，无论记者采用什么手段，只要民众从报道中了解了事情真相，这种报道就值得称道。“武器门事件”后，《印度时报》曾经做过一项调查，84%的被调查者同意网站使用偷拍办法，因为广大民众已经厌恶了一些政治家权钱交易、阳奉阴违的作风。只要有人揭露那些政治家的权钱交易内幕，就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网站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那些政党领袖接受贿赂的场面，不能因为调查手法带有欺骗性就否认调查报道的价值。倘若如此，只会涣散整个社会痛击腐败的力度。最近的一些迹象表明，印度的一些高层人物对传媒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传媒对政府行政的监督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记者出身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去年庆祝印度记者节期间曾经表示：新闻传媒保护了人民的自由及权利，它是防止滥用职权的一个杠杆。

　　印度人民院议长乔希也对传媒的作用作了积极评价。他说，谁都不能否认新闻记者在揭露政府行政中的失误、隐藏的丑闻以及工作中的不足等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新闻传媒充分表达了大众的喜怒哀乐，报道了政策的执行过程及其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印度的一些权力部门，特别是执法部门的腐败现象还很严重，新闻传媒和记者在与腐败的斗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各界对揭露古吉拉特司法界丑闻的记者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切。

　　他会被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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