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眼下还很难断定沙龙是否会因这两起丑闻而黯然辞职，但在以色列，包括总理、总统在内的高官因丑闻和腐败而下台或在政治上败走麦城的确大有人在。

　　以色列：沙龙难绕辞职暗礁

　　作者/余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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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来，以色列总理沙龙除了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因强悍和善变而为世人所侧目外，还因卷入“希腊岛丑闻”和“科恩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沙龙在其政治生涯顶峰缠上这两起腐败丑闻，表面上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从以往数起高官因涉嫌丑闻而被迫下台的事实看，沙龙似乎也难以摆脱以色列党派政治的桎梏。

　　沙龙丑闻反映出以色列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独特性。一方面，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弊端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另一方面，制度约束、舆论监督和民意等监督机制又成为规范政治生活的有力手段。

　　丑闻细节媒体披露

　　2003年1月，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率先披露沙龙涉嫌卷入“希腊岛丑闻”和“科恩事件”。

　　前者指：1999年，以色列地产商阿佩尔聘雇时任外交部长沙龙的幼子吉拉德为顾问，试图利用其关系从事希腊某岛屿的旅游开发，并先后两次向吉拉德支付了总计约69万美元的“薪金”，据称这笔资金被沙龙用来竞选利库德集团主席。后来又有媒体披露此事还牵涉到时任耶路撒冷市长、现任政府副总理兼工贸部长奥尔默特。阿佩尔曾向奥尔默特支付1.13万美元用于接待造访的希腊雅典市长，而雅典市长访以的真实目的正是为了推介希腊岛旅游项目。今年1月21日，阿佩尔因涉嫌向沙龙行贿被以色列特拉维夫地方法院起诉，但阿佩尔一直强调沙龙本人与此事无关。

　　后者指：沙龙长期以来一直与南非富商科恩保持密切联系，科恩曾是沙龙在1948年独立战争时期的战友，后移居南非。据指沙龙曾在1999年接受了科恩150万美元的所谓“贷款”，用来偿还当时竞选利库德集团主席时所欠的债务。但后来有媒体称，经调查，发现科恩并不是这笔钱的真正主人。由于科恩已加入了南非国籍，以色列检察部门并未就此事起诉沙龙。

　　沙龙曾多次指责围绕这些丑闻的指控完全是“政治诽谤”，并表示自己正忙于国家大事，没有时间理会此类小道消息，更不会考虑辞职。但以色列一些律师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沙龙。不过，今年1月以色列议会新任命的国家总检察长马祖兹尚未就此事公开表态，而他有权最终决定是否就此事起诉沙龙。

　　高官辞职早有先例

　　尽管眼下还很难断定沙龙是否会因这两起丑闻而黯然辞职，但在以色列，包括总理、总统在内的高官因丑闻和腐败而下台或在政治上败走麦城的确大有人在。

　　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极右翼犹太分子暗杀的著名政治家拉宾，曾于1974年首度出任以色列总理，但在1977年4月，一名记者揭露拉宾夫人莉娅在70年代初拉宾任驻美国大使时拥有当地银行的私人美元账户，而当时以色列法律禁止政府官员及家属在国外存款，拉宾不得不因这一违法之举而辞去总理职务。

　　“鹰派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至1999年任职期间，曾接受某承包商长期、免费的私宅装修及清洁服务，涉及金额达11万美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内塔尼亚胡在离任后还私吞了数十件在任职期间接受的名画和金银器皿等贵重礼品。根据以色列法律，他应在离任后将这些礼品上交国库。警方对内塔尼亚胡进行长达7个月的调查，并要求司法部门以涉嫌腐败罪对其提出起诉。在2000年3月的大选中，身负丑闻重压的内塔尼亚胡败给了工党领导人巴拉克。

　　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统的魏茨曼在2000年连任总统的第二年便受到腐败指控。时任总检察长鲁宾斯坦指责魏茨曼和他的家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商人和朋友处获取约50万美元的非法捐款，但他没有按规定将这些“收入”上报，也未缴纳所得税。在丑闻曝光初期，魏茨曼曾否认这些“收入”，而坚持将其作为“礼物”收取。虽然后来鲁宾斯坦决定不继续对魏茨曼涉嫌腐败和金融诈骗一事进行调查，但同时指出“总统行为有严重的道德问题”。压力之下，魏茨曼于当年7月正式提出辞职，距其第二任总统任期期满还差3年。

　　此外，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莫迪凯也因媒体披露他在担任北方军区司令员和国防部长期间对女兵有多次“伤风化”的行为而被警方调查。200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裁定莫迪凯“性骚扰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缓期执行，宣告了莫迪凯政治生命的终结。

　　腐败多发制度弊端

　　以色列并没有成文的《宪法》，但颁布有多部《基本法》。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对议会、总统、政府、立法、司法、国家总检察长的职能和权限作了明确规定。但由于以色列政党和议会选举制度沿袭了古代犹太社区机构和建国前犹太代办机构的许多选举做法，使之与现代社会越来越不相适应。

　　近年来被曝光的一系列高官腐败丑闻，大多与官员在政党与议会选举过程中的不当行为有关。

　　当前以色列国内政党林立，在600多万人口中，有二三十个政党。这是因为以色列的议会选举是以政党为单位参加的，任何人要想谋得议员资格，必须组成或加入某政党参加竞选，一旦某个政党进入议会，议席将根据党员在政党中的排名分配。因此，党员争夺党内排名与政党争夺议会席位的斗争非常激烈。

　　政客高官为争夺党内领袖地位与排名次序，往往采用贿赂手段，许诺给对方好处。另一方面，由于政党根据获得选票多少按比例分配120个议席，政党领袖为使本党获得更多选民支持，往往在选举中大张声势，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地位募集大量竞选经费，而这些经费来源是否清白往往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目标。近年来，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等几任总理都曾在竞选经费来源是否正当问题上接受过调查。

　　多种手段规范政治

　　针对腐败多发现象，以色列从改进选举制度、加强舆论监督和高官自律等方面来打击和制约腐败，规范国家政治生活。

　　在制度方面，1992年，以色列议会曾通过《总理直接选举法》，规定从1996年开始，总理由选民直接选举。但随后举行的三届总理选举证明，这种由选民直选总理的制度更为助长用非法手段拉选票的不正之风，于是以色列在2003年大选中又恢复了间接的总理选举制：选民投政党的票，获得选票第一的政党负责组阁，党魁出任总理。

　　为压抑小党派和议员乱拉选票的现象，近年来以色列在加强选举组织机构、政党参选、经费来源等方面加大了监督和管理，加强了选举组织机构“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力度。中央选举委员会设主席1人，由最高法院从现任法官中选举产生，任期4年，不得连任；副主席4人，委员30～40人，在各主要政党中分配名额。该委员会负责接收和审查各政党提交的候选人名单，管理和监督全国各地的选举，受理选举投诉等。

　　近年来，中央选举委员会对竞选活动和议员候选人资格进行了详细规定：各政党可从国库获得一定数额的竞选经费；政党每拥有一个议席可得到35万美元的选举拨款；各政党可在新闻媒体上作适度宣传，可在主要国家电视频道上免费获得若干次单次时长20分钟的节目时间做宣传。但在禁令方面也有许多规定：各政党、候选人不得发放辅助本党竞选活动的纪念品和礼品，如印有候选人名字的T恤衫；政党不得接受公司、企业和境外的捐款；不得接受超过500美元的个人捐款；候选人不得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候选人除了在公共集会上外，不得在家里或其他场合私自会见选民等。

　　在舆论监督方面，以色列新闻媒体的确很好地发挥了“无冕之王”的作用。以色列是个小国，但新闻媒体却非常发达，大小报刊数十家，电视台、电台20多家，媒体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些媒体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往往不遗余力地挖掘高官、政客、明星们的花边新闻。

　　揭露政客丑闻既能吸引受众眼球，又能提高记者个人声望。这些记者在揭露高官丑闻方面不惧压力，穷追不舍，在当事人狡辩或试图否认报道时，记者们再一步步抖出更为翔实的材料，迫使当事人节节败退。当年拉宾总理因存款丑闻辞职一事就是率先由《国土报》记者披露的。最初，《国土报》记者只是刊登了一条消息，说拉宾总理可能在美国一家银行拥有外汇存款。拉宾随后对此作了含糊的解释，不久，这名记者公布了经调查获知的存款账号和存款数量——2000美元，拉宾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

　　此次沙龙涉嫌卷入“科恩事件”和“希腊岛丑闻”，也是由《国土报》于一年前开始炒作，并不断抖出新料逐步披露细节的。沙龙本欲低调处之或转移媒体视线和公众关注，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媒体向其施加的舆论压力不容忽视。以色列媒体在沙龙经济丑闻问题上作了大量的民意调查，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约64%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沙龙受贿罪名成立，他必须引咎辞职。

　　对高官政客来说，媒体可谓是把双刃箭。既需要媒体为自己宣传，又不能忽视媒体表达的民意。也许自律是防止高官政客们在政治上栽跟头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近年来以色列高官为了保护自己，都备有一套“危机公关人马”，包括律师、公关人员、形象设计师等，随时应付针对主人的政治危机和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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