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倪乐雄

　　纽约世贸大厦的轰然塌陷，创下恐怖主义大规模袭击平民的先例，而北奥塞梯劫持学校事件则创下了向社会最弱势群体——少年儿童大开杀戒的先例，它对世界平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心理的打击是巨大的。北奥塞梯事件的伤亡人数也仅次于“9·１1”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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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惊之余，人们多少感到有些无奈，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袭击，各国除了对伤亡者表示同情哀悼、对袭击表示愤怒和谴责外，似乎缺乏有效手段制止这一日益恶化的趋势。尽管大多数国家对恐怖主义都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但现在有人提出两个疑问：这样的立场能否有效消除恐怖主义？如何才能有效地铲除国际恐怖主义？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恐怖主义出现的一般规律。撇开所有道义和法律的谴责，恐怖主义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这种暴力的使用在对象、范围、手段上不受任何道德、法律及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因此特别具有残忍性。它往往发生在极弱与极强、力量悬殊的对抗状态中，并从极弱的一端产生。比如，车臣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不是一开始就采取恐怖手段，而是在正规战争中彻底失败后采取的，当他们成为极弱者、并决心继续对抗强敌时，除了选择恐怖手段外，没有其他的有效手段。

　　恐怖主义虽然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但像车臣境内恐怖袭击的强烈程度确属罕见，这种不同寻常的烈度只有用仇恨和机会来解释。趁俄罗斯的衰落，以自由和独立为目标，向俄罗斯进行历史的清算自然是车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必然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宿命。

　　弄清车臣与俄罗斯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后，我们对北奥塞梯事件中的罹难的普通平民产生了加倍的同情。在传统的战争中，间接带来的生灵涂炭一直受到正义的谴责，在恐怖主义暴力同国家暴力的对抗中，直接的生灵涂炭、包括妇女儿童生命损害似乎更应遭到正义的谴责，恐怖主义应该受到谴责。

　　怎样结束恐怖主义袭击，进而结束对平民的不公平现象？其实谁都知道，但谁都不愿说，因为菲律宾等国屈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从伊拉克撤军之举，在世人面前显得灰溜溜不太光彩。也许美国等西方大国迟早要同国际恐怖主义作必要的妥协。因为道理很简单，在生活中，一个壮汉如果始终被偷袭而又找不到偷袭者，那么他最大的愿望是要结束这种糟糕的状态，当然他不会完全投降，因为他毕竟是条壮汉。如果壮汉坚决不妥协，除非他能够消灭偷袭者，不然他就永远处于担惊受怕的被偷袭状态。

　　恐怖主义也具有暴力对抗的一般规律，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暴力使用具有趋向极端的倾向，由于现实的种种因素的干扰，现实中的暴力都具有有限性，常规战争就是有限暴力的表现形式。但是，恰恰是21世纪开始出现的恐怖主义暴力形式，一开始就具备了走向无限极端的特征。国家势力同恐怖主义暴力的对抗，说到底是有限力量同无限力量的对抗，国家将很难占到上风。

　　恐怖主义暴力本身具有不妥协性，一旦对抗双方互不相让，那么就把这种对抗推向了极端，承受重大损失的是国家与社会以及人民。事实上，在以往处理具体人质事件中，国家政府经常向恐怖分子作出让步。国家不妥协的态度是建立在自己军事机器强大基础上的，但国家的军事机器应对恐怖主义军事机器是很难奏效的。坦克、火炮、巡航导弹、航空母舰在恐怖主义面前也许只是一堆废铁。两者相对抗，恐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占有优势。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制定一系列相应对策，这是消除恐怖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

　　恐怖主义可以长期地把国家搞得焦头烂额，而国家不能长期处于焦头烂额状态，这就是恐怖主义对国家的优势。目前大多数国家被传统的战争思维所支配，不愿面对现实，那么只有让时间来改变思维吧。换言之，在反恐战争中，大多数国家认为自己掌握着足够的优势，而恐怖主义也认为自己占有优势，那么到底谁处于真正的优势呢？一系列恐怖事件足以证明。

　　目前，北奥塞梯事件使人们开始怀疑普京总统的不妥协立场，人们的思考似乎已开始分化。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暴力同国家势力的对抗，已经成为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主题，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麻烦，它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力量的有限性，以及国家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的权力范围。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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