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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超越历史的创痛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17:57 外滩画报

  八月底,三名来自以色列政府及学术机构的中东研究专家,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邀请来华访问。其中的以外交部政治研究中心副所长、曾任驻肯尼亚大使的亚科夫·阿米塔伊,以及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约瑟夫·科斯蒂纳,在上海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目前以色列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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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塔伊(以下简称“阿”):最主要的目标是尽快恢复和平进程。在此之前,首先需要结束暴力冲突,以便给和平一个机会;而实现这一点的途径,则是实施“脱离计划”,同时创造一种可以减少双方摩擦、并促使巴方产生有效领导层的氛围。这是摆脱持续多年的冲突僵局的惟一途径。

  (“脱离计划”亦称“单边行动计划”,即在和谈失败、“路线图”受阻的情况下,以色列单方面脱离巴勒斯坦人的计划,目标是在2005年之前,撤出加沙的所有21个犹太人定居点和西岸的4个定居点;以内阁今年6月通过了该计划——编注)

  《外滩》:巴方领导层的内部改革将对和谈产生什么影响?

  阿:改革?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改革。根据各方协议,在以方撤出后,巴方应进行政府改革,内容包括任命一位有实权的总理、整合安全机构等等。

  《外滩》:对哈马斯等武装组织进入巴政府,你们有异议吗?

  阿:在我们看来,它们应该先解除武装(再加入巴政府);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结束暴力。

  《外滩》:以色列一直不愿与阿拉法特谈判,你们对他如何评价?

  阿:我们认为,阿拉法特虽然同意参加和谈,却不愿放弃其作为伊斯兰革命领袖的角色,也没有下过任何制止暴力行动的命令。

  《外滩》:那么你们最希望和谁打交道?

  阿:这要由巴勒斯坦人来选举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我们无法选择;但我们只能和愿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巴方领导人对话。

  《外滩》:目前隔离墙的进展情况如何?

  阿:我认为,应该称作安全防护栏更合适,因为墙体的比例只有5%,其余大多是栅栏;有墙体的地段也是为了防范越界枪击。

  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也不喜欢,并根据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裁决作了一些修改。如果不是经常发生暴力袭击的话,我们也不想设立这个防护栏。(建成后有多长?)700公里。

  《外滩》:它带来的益处足以弥补建设成本和受到的诸多抨击吗?

  阿: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在撒马利亚(即西岸北部),自新一轮冲突爆发的2000年9月到2003年7月当地防护栏建成之前的34个月内,以色列一侧(包括耶路撒冷)共发生了73起大规模袭击事件,包括自杀爆炸、枪击和汽车炸弹事件,导致293名以色列人死亡,1950人受伤。

  但从2003年8月到2004年6月底的11个月中,该地区的恐怖分子只成功发动过三起大规模袭击,导致26名以色列人死亡,76人受伤。所以它带来的益处是十分巨大的,它使生活变得更安全。

  《外滩》:有人把它比作柏林墙,或者前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对此你如何看?

  阿:你可以对它冠以任何一种政治名称,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是一道安全防护栏;别人爱怎么叫是他们的事。

  《外滩》:关于“定点清除”,你认为这有效吗?

  阿:那些人一直在策划对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你只能做你必须做的事。这是一种预防性措施。

  《外滩》:从长远看效果呢?你们如何防止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仇视以色列,并成为新的人体炸弹?

  阿:这就是我们实施脱离计划的原因,它可以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外滩》:你对伊朗的核开发计划有何看法?

  阿: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不过国际社会正在努力解决。我们主张中东应该无核化。

  《外滩》:你们希望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吗?

  阿: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对伊朗施压。

  《外滩》:在何种情况下,以色列会公开发展核武器?

  阿: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尽最大努力促进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与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消灭本地区另一个国家的某些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

  《外滩》:工党曾主宰以色列政坛数十年,但现在似乎已经不是利库德的对手。以色列社会是不是在向右转?

  阿:我不认为如此。以色列人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和平;以前工党的巴拉克政府为此尽了力,后来利库德上台后,实际上也是在为此而努力。最近沙龙未能和工党联合组阁,原因并不是双方在对外政策上有差异,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谋略的不同。

  《外滩》:中国可以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吗?

  阿:当然。中国和巴勒斯坦关系很好,应该劝说巴方和阿拉法特进行改革并制止暴力。

  《外滩》: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在二战中都有过惨痛经历,中国有很多人至今仍为此痛恨日本。你们是如何解决与德国的类似问题的?

  科斯蒂纳:很多以色列人的家庭都经历过大屠杀,我失去了一位没见过面的姐姐,还有叔叔和祖父;他们原本生活在奥地利,后来死于乌克兰集中营。

  但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情况已经不同了。首先,德国不再是以前的德国,已经成了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几十年来很多犹太人又到了德国,不会再有不舒服的感觉。我本人也去过多次,我的母语就是德语。

  其次,犹太人也改变了,很多人决定以以色列为家。大屠杀证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的政府和主权,就会受欺负、受迫害。犹太人聚集到以色列这个新的地方,把精力用在了各自的事业上,摆脱掉过去的记忆。

  第三,敌人也不同了。二战时是德国,后来成了阿拉伯人。对年轻一代来说,德国不再是个很坏的国家。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设法克服了历史的创伤,尽管还没有完全治愈。我们毕竟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当初的犹太人怎么也无法想象自己会像牲畜一样地任人屠戮。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一天不或多或少地回想起大屠杀(说到这里,教授的眼眶中饱含泪水)。我想这对我个性的影响比任何事情都大。

  《外滩》:战后以色列政府提出了“原谅,但不遗忘”(Forgive but not forget)的口号,每个人都能做到吗?

  科斯蒂纳: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不过,在日常交往中,大家都能把过去的事搁置一边,与德国人正常相处。外滩记者 洪立/报道 小武/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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