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符号式微与新国际政治

　　 第1页:阿拉法特逝世：中东政治符号的终结 第2页:“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以和平 第3页:他是战士，也是男人 第4页:政治符号式微与新国际政治

　　何慕天

　　黑白方格头巾。肥大的戎装。一把左轮手枪。颤抖的嘴唇。下垂的眼袋。这些要素构

筑了一个人：阿拉法特。它们，是他的符号。

　　对于中东，对于世界，阿拉法特同样是一个符号。不过，当他踏上前往巴黎的飞机的那一刹那，就意味着这个符号即将消失。因为，头上方巾变成了一顶毡帽；因为，戎装只剩半套；因为，枪在身外。

　　阿拉法特的死极具观赏性：从他的妻子、属下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他的垂危；从埃及对葬礼的准备到拉姆拉官邸的推土机，人们可以看到他心脏的搏动渐成直线。11月10日，他去世的消息，终于透过多重管道得到证实。

　　与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相比，阿拉法特的死亡更像一种解脱。对于不同利益集团而言，阿翁身后的中东谜局更值得关注。对于21世纪而言，更值得关心的，是阿拉法特作为一种符号诞生以及消亡的背后意义。

　　像每一位民族英雄一样，他经历了起义、流亡、和解、囚困。而成功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纳入国际政治的版图，这在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映照下，更是一种荣耀。

　　符号的产生一般是基于传奇经历和民族事业，一旦放大成为国际政治版图中的一个板块，那么它的象征意义可能就超出了实际意义。

　　符号性政治人物大都凭借巨大的个人魅力或者强权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戴，这也是英雄们缔造事业的人脉基础。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有扛枪打仗的经历，也因此成为民族国家的缔造者。二十世纪在革命的号角中喷薄向前，如火如荼的民族运动和民族解放浪潮造就了英雄，克里斯玛式的英雄也因此成就了世界历史，阿拉法特虽九死但犹不悔，以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名义位列其中。

　　放眼望去，二十世纪留下的符号性政治人物，如今还依然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诸如卡斯特罗、卡扎菲、金正日、李光耀、曼德拉，已经屈指可数，并且都在接受着时间或命运的考验。

　　当这些符号人物无法逃避自然法则的运营规律时，他们缔造的伟大事业如何得以顺利延续、合法继承并发扬光大呢？如何避免因争夺最高权力而导致的内讧和分崩离析？如何避免权力交接时大规模的内乱或重大外患侵扰？伟大人物的伟大事业能获得片刻之间的荣耀，但也很容易在片刻之间土崩瓦解。时间，是对伟大的根本考验。

　　符号性人物的影响力往往深深地烙在了政治事业的方方面面，像阿拉法特般，他们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影响过深，复杂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局面也只能依仗他的权威得以共存。他的离去带来了诸多变数，身后是否会有权力斗争，巴以和平将会呈现什么样的走势，一切都是未知数。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阿拉法特距离伟大可能还尚有距离。不仅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成功之日远未可见，如今的巴解组织面临也是内外交困，处境尴尬。

　　反观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南非的曼德拉，他们至今仍健在，却已经完成将事业制度化的任务。即使在他们身后，这两个国家也会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如果老天假阿拉法特以机遇和时间，他是否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阿拉法特死后，权力交接、财产继承、葬礼安排诸等事宜都演变成向巴勒斯坦人民和世界的政治宣告。巴勒斯坦能否在丧失掉阿拉法特这样一面旗帜后重新树立一个新的领袖，以便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继续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摇旗呐喊，这是超越了继承问题的问题。阿拉法特去世是一个不幸，但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学会在一个符号性人物缺位的状况下，寻找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何去何从的前途大计了。

　　一个成功的事业能够延续，多是因为找到了比人更稳固的东西。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把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成自己的任务：“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也正因为造就了一个可以和时间赛跑的制度，才有绵延了八百年的斯巴达，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罗马，才有了今天的美国。

　　要造就一番伟大的事业究竟是要靠人还是要靠制度，这可能是个困扰了众多贤哲以至于玄机重重的问题。两千年中国历史循环更替，充斥着宫闱萧墙的刀光血影。中国古代君王英明如康熙，在晚年也不得不为九王夺嫡而殚精竭虑、算尽机关。伟大终究伴随着平庸，荣耀总归要在平实中显现，伟业的成就有它自身的前因后果，毋庸人力更多矫饰。

　　因此，符号性政治人物的式微也许并非什么坏事。当符号性人物对社会大局的影响逐渐消于无形，正是人民的福音。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学会如何在没有阿拉法特的世界中生存，这是一场新的战斗：以和平和新国际政治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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